第八期 （二0一五年十二月）
「珠海事件」───由一篇悼念殷海光文章而起的香港學生運動
文 ／羅永生、劉麗凝
香港學生運動的主流論述，往往以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作為重心，標舉運動的時代意義。這套以中國民族主義作為論說主軸的學運論述。對於由五、六十年代的冷戰氛圍，如何轉型並過渡到七十年代以本土新一代的香港認同和民族主義、左翼激進主義為主題的「火紅年代」，往往欠缺思慮。
六十年代是香港學生運動醞釀期，當時有文社運動刺激年青人認真思考和討論社會問題；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的成立讓大專學生開始走出象牙塔，實踐關心社會及親身體驗低下階層的生活；第一次中文運動提出中文地位問題；反蘇侵捷反越戰是香港學生首次以行動關注國際事務；1969年香港學生受世界學運潮流影響，大學生開始爭取在學校行政上的參與權，包括香港大學的校政改革以及影響到珠海學院發生的「珠海事件」[1]。
香港大學作為殖民地第一所建立的大學，早期被視為貴族學府，因為學生多是來自上層或中上層的家庭，只有極少數的學生能夠入讀港大，學生畢業後普遍都是加入殖民地政府當公務員或往洋行打工，所以六十年代的港大畢業生都被天之驕子，不會太熱衷政治活動。如果翻閱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的《學苑》，會發現大部份內容都是圍繞學生的文娛活動、運動比賽及學生福利等文章。而在香港大學之外，中文的大專教育主要由一批大陸南遷來港的專上學院負擔。它們在香港政府大專教育體制之外生存，條件簡陋。當中不少是經中華民國政府認可的院校，親「國民黨」的色彩強烈。和香港大學不同的是，他們的學生較少以建制精英的身分自居，而且受反共的思想教育。
例如珠海書院，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親國民黨背景。毛蘭友形容「如果要在香港找屬國民政府最貼切的象徵，珠海書院無疑是第一人選。珠海書院不僅高掛青天白日旗、高懸孫中山的照片、定三民主義為尊，而且珠海的歷史年代進程，也與台灣政府差不多。一九四九年，隨著國民政府的潰敗，由『正統』的政權以至偏安苟息台灣這個大海島，珠海也由『正統』大學降格到私立的『野雞』大學，更妙的是，大家都得不到英國人的承認，以至珠海要以商業公司的名義在香港註冊。」[2]當時的珠海書院是一家台灣辦的私立大學，學分可用作投考台灣各大學，但不受到香港政府的承認。雖然地位及不上香港大學，但早期的珠海書院有部份學系能爭長短，亦有著名的學者坐鎮，但隨著新亞、聯合、崇基三間書院合組為中文大學後，珠海書院就開始變得失色了。
珠海書院的高層是由親國民黨人士主持，有箝制學生思想的傳統，故此珠海書院的保守政策亦非常聞名：例如學生會是由校方指派的學生代表組成，學生刊物要經由校方刪檢才能出版，校方有親信學生及人員安插在每一個角落等。[3] 六十年代的香港在冷戰氣氛的支配底下，但全世界都發生學生運動，青年一代起而挑戰既有格局，找尋出路。而台灣的「蔣介石政權」也發生《自由中國》事件，受到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義者的批判。事件因雷震下獄而平息，但促成了台灣威權體制加速邁向瓦解。它的餘波，亦擴及香港。在六七暴動之後，香港青年學生運動逐漸熾熱，其中一個關鍵事件是1969年發生的「珠海事件」。《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中的「香港學生運動大事年表」是如此形容「珠海事件」：
六九年九月 珠海學生被開除
珠海學院由親國民黨人士主持，其學生會向校方派的學生代表組成，學生刊物亦要經校方刪檢才能出版。當時因珠海校方壓制學生言論自由，開除十二位揭示珠海校政的學生，引起大專學生在珠海校問前靜坐抗議，各學生團體亦聲援開除學生。是次行動消除了大專學生對示威抗議這類運動形式的恐懼。[4]
吳靖華在《路是怎樣走出來的？──綜談近年來的學生運動》也淺談「珠海事件」的經過：
六九年的秋天，有學生在校外刊物對上述措施進行批評，珠海校方即按照「黑名單」開除了十二位同學(事實上原文作者不在名單之內)，這無理措施引起了大專同學的不滿；被開除的栍在九月十五日、十六日在珠海門外靜坐抗議，派發「珠海之聲」，得到了其他院校同學的支持……逼使了江茂森(珠海校長)要與被開除的學生談判，學聯只是作為調停人；校方要學生寫悔過書，而被開除的學生裡有些又因怕事而退縮，這次抗爭拖延下來；然而從向不合理的舊勢力的挑戰及學生的自我改造這一方面來看，這次運動有頗大的收穫。受自由主義傳統影響的積極份子，在「珠海事件」中第一次行動起來，從這個實踐中學習到社會抗爭的一些方法，這個活動經驗加強了參加社會抗爭的信心，為日後的運動增加了基礎。[5]
《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則比較詳細交代「珠海事件」的來龍去脈：
1969年秋天，由於珠海書院部分生不滿校方過分控制的措施，在校外的《大學生活》投稿，揭露及批評不合理措施，引致校方不滿，開始鎮壓。不久，珠海書院社教系刊《社教之聲》因部分文章被校方禁止刊，並要求獲得投稿者的個人資料；於是在《社教之聲》以「開天窗」的方法作為抗議。
8月22日，珠海校方開始鎮壓學生，12名學生(包括吳仲賢)被校方通知轉學。學生於是去函教育司署要求處理此事。9月5日《新生晚報》以頭條報導此事，並在內容中暗示被開除的12名學生懷有政治背景。學生乃召開記者招待會澄清事件真相，於是引起社會人士及學校的注意，這時被開除的海同學亦獲港大、中大、浸會及部份珠海校友古持。9月3日，聯合書院學生會發表聲明支持各同學，香港大專同學會亦發表支持聲明，學聯除明支持外，並派人調查事件經過。
被開除的同學及熱心的支持者感覺校方，輿論及教育司署的反應冷淡，於是建議靜坐示威。9月13日，學聯、大專同學會及天主教大專聯會協議組成六人聯合調查委員會。同日早上9時40分，靜坐示威開始，最多時有60多位參加者在珠海門外靜坐抗議，並派發《珠海之聲》，吸引了許多記者及警員。由於這是67年暴動後第一次學生示威，雖然缺乏組織和宣傳經驗，仍有一定的效果，加上六人委員會的居中調停，珠海院方決定於15日與和被開除同學談判。經過多次商討，校方要求學生寫悔過書。最後，由於部分學生畏怕而退縮，加上支持力量不足，部分同學被迫寫悔過書而返校，部分同學則持立場，拒寫悔過書而離開珠海書院，珠海事件便告完結。[6]
珠海事件的主要涉事者吳仲賢是七十年代香港政治運動的先鋒，大家總是集中關注他參與創立《七○年代雙週刊》後的一連串社會運動，以及後來加入托派的事蹟，反而比較忽略他最早期介入珠海書院學生運動的事蹟。為了填補這個空白，下文將會更詳細介紹這兩事件的細節，帶出吳仲賢作為一個獨立左翼的社會運動家，與珠海事件之間的關係，從而勾勒出六十年代末冷戰交鋒如何和香港新的獨立左翼與自由主義思潮互相糾纏的印記。
事實上，吳仲賢曾經以毛蘭友(筆名)在《七○年代雙週刊》發表一篇「香港青年學生運動總檢討」的文章，他認為1969年發生的珠海事件對日後的學生運動帶來重要的意義和影響：首先珠海件衝破青年學生對示威抗議這類運動式的恐懼，特別是自六七暴動以後，殖民政府成功在社會制定了『左派、抗議、示威、暴動、市民無辜流血、「繁榮安定」受到威脅等』的公式，也順勢也壓制工人運動及其他抗議示威行動，而珠海學生的靜坐示威在意義上打破了以上的反應公式。第二是促進了香港大專最先進一群學生連結的機會，最後是參加珠海示威中行動傾向最強的幾位學生，在事發後的三個月，成立了公開煽動鼓吹社會直接行動的刊物──《七○年代雙週刊》[7]。吳仲賢認為行動雖然未能幫助被開除的學生復課，但這些「小石子」所惹起的波瀾，對推動整個七十年代火紅的學生運動帶來不能忽視的影響。
珠海事件的起因
早在珠海事件發生之前，珠海校方與部份學生之間早已積存不少矛盾，甚至處於對立的局面。例如早在六八至六九年吳仲賢爭取在珠海校內組學生會的運動，以至後來的文學研究社事件、土木系事件、建築系等事件，已經看到學生爭取自治的願望及校方打壓學生組織的張力；但真正刺激到珠海校方的神經，甚至非要採取開除學生的強硬手段，是因為1）一篇刊登在自由主義雜誌《大學生活》，批評珠海書院校政的文章《從夢想到絕望》，及2）《社教之聲》開天窗的事件。
1)《從夢想到絕望》
珠海書院畢業生以筆名「伊雲」[8]在《大學生活》第四十二期發表《從夢想到絕望》[9]一文，批評珠海書院打壓和剝奪學生在校內學生建立、實踐民主的制度及自由的權利， 以及過於側重牟利，文章開首是作者以畢業生身份發表的感言：「四年後的今天竟然懷著絕望離開校門；更想不到這絕望竟是海書院賜給我們的禮物。」令伊雲感到絕望雖然是有兩個原因，但筆者認為伊雲更執著於「學生的基本人權在校方的強權高壓下受到剝奪。我們當然响往民主和自由，可惜在珠海我們同樣不能嗅到民主和自由的氣息。」
本文無意重複《從夢想到絕望》羅列的一連串關於珠海書院的指控和罪證，但文中反映當時仍是在學的吳仲賢與數名比較活躍的學生，他們早已經跟校方有不少鬥爭的經驗，在此我只簡單歸納「伊雲」在文中提及校方如何打壓學生組織的活動，從而打壓學生在院校內追求民主及自由的風氣：
1) 訓導主任悍然迫令已經成立的外文系組識的「文學研究社」解散
2) 訓導處禁止學生召開會員大會，讓會員罷免有醜聞的建築系會會長，破壞學生自治團的民主程序問題
3) 懷疑在訓導處的施壓下，使學生會學術組計劃舉辦的「課程研究會」流產
4) 校方干預學生會的成立及制度，否決直接選舉和內閣制的方法組成學生會，只接納代議制的學生會，最後更成為七、八十人選學生會會長的小圈子選舉，學生會不能發揮預期的作用，淪為訓導處的工具。
有趣的是文章裡不斷透露吳仲賢直接或間接參與以上一系列事件，更與校方有多次交手的經驗：
1) 當時仍然就讀數學系的吳仲賢、外文系的李雲峯、建築系的田開揚、建築系的陳同學、社教學系的張同學等都是珠海學生會成立的背後推手；
2)吳仲賢曾因「文學研究社」解散事件被系主任、副校長和校長召見；
3)吳仲賢被選為出席「課程研討會」的其中一位代表後，校方立即向數學系的系主任及數學系會副會長施壓，要求罷免吳仲賢的代表資格；
這一方面反映了吳仲賢及幾位同學積極地推動院校內的學生運動，校方亦針對性地打壓這批學生所投入的學生組織或活動。值得留意的是，學生時代的吳仲賢在推動校內民主化的過程中，很大程度受到自由主義的思潮的影響，其中一個線索可見於吳仲賢於《社教之聲》中《珠海學生會的展望》一文，他提到：
「珠海學生會並非偶然成立的，而是由於在校一般冋學都覺察到各系會各自為政，疏於聯繫，以致同學間形成很大的隔膜，進而阻礙學生自治能力的發揮和培養一切普遍性學生活動福利工作的進展；再加上自由和民主兩大思潮的衝擊，部份醒覺的同學便自發地站起來為組織學生會而不借付出最大的努力……基於『民主』與『自治』這兩個常用名詞的語意常令人誤解，實在有必要首先引進普遍的詮釋。」[10]
為了解釋「民主」、「民主政制」及「民主精神」的關係，他在文中引用不少自由主義哲學家的見解：例如Jos’e Ortega T. Gasset 認為民主政制裡的公共權力是屬於全體公民，社會上每一個公民都有同等機會參與政府各種政策制定的程序， 而民意的原則是必須有一些制度上的機構，使政府官員知道公共政策的取向和深知何種政策是人民所歡迎共切實執；為了消除「多數的暴政」的危險性，吳仲賢引用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的「民主政制中所說的多數決定，只有在同質的社會裡各分子具有共同的向善理想及價值觀念時才可以無害。」還有盧騷(Rousseau)的直接民主理論及洛克(John Locke)的間接民主理論為基礎的代議政治等。可見自由主義思潮是早期吳仲賢參與學生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和推動力[11]。
可是，吳仲賢嘗試在校內的學生組織建立理想的民主政治制度與推廣自由思想時，卻處處遭受珠海訓導處的打壓，甚至連累其他同儕受罰。當時，台灣蔣介石政權依附美國，而美國也因為恐共、防共的冷戰需要而要拉攏在台灣的蔣介石政權，使台灣成為冷戰前線的棋子，可是，蔣介石卻對冷戰中美國人名義上保衛的自由民主毫無興趣，一切依從蔣政權反共需要的珠海書院當局，也無法容認它的學生受自由、民主的思想所「荼毒」，一如蔣介石也不能容忍雷震、殷海光的自由主義一樣。冷戰當中，香港青年接受的「右派」思想資源包含了忠貞於蔣介石正統的思想，也包括美式自由民主主義，以及文化保守主義的新儒家。在蔣氏威權主義打壓自由主義的舉動中，暴露了當時右派思想的內在矛盾。在學運衝擊底下，例如吳仲賢這些本來擁抱自由主義的青年加速向左轉，最終毅然放下自由主義的思想，找尋另一種更激進、更具行動力、主張直接行動的新左理論和力量，甚至後來受到托洛斯基主義所吸引，是可以理解的。
對比七十年代火紅年代的國粹派的崛起，明顯地吳仲賢的左傾轉變並不是來自傳統中共左派的系統，不過珠海書院(右派學校)卻咬定吳仲賢是傳統親中共左派指派下來，以自由主義之名來破壞學校(詳見下文)。吳仲賢被夾在冷戰格局的思維及自由主義思潮的糾纏下，結果使他以一種全新的獨立左翼形態出現，這促使我們有需要從新審視香港的獨特歷史脈絡下，左、右翼思想與自由主義之間文化混成的過程，而非只是左、右派兩大陣營的二元對立。珠海事件見證了吳仲賢從自由主義轉為新左派的歷程，一個被忽略的吳仲賢的一面。
2) 《社教之聲》開天窗
六十年代的珠海書院裡有幾份主要的學生刊物，包括是由新聞系出版的《珠海新聞》、學生會出版的《珠海學生報》(當時學生會的組成被校方主導，所以刊物的立場相當貼近校方，因此學生報的言論大致亦反映了校方的立場和取態)、及由社會教育學會出版，開放給全體學生的《社教之聲》。《社教之聲》的「開天窗事件」更成為引發「珠海事件」的其中一個導火線。
珠海書院容許校內有不同的學生刊物，但學生組織並非擁有完全的出版的自由，按《珠海書院學生團體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本校學生團體之刊物、通告及對外行文時其稿件(包括封面、插圖、照片等)須先送請訓導處審查方得發行。」[12]《社教之聲》雖然是開放給全體學生投稿，但發行前都需要經過訓導處的審查，只要文章內容不符合校方的要求，校方都可以要求撤掉。
在《社教之聲》創刊之初，珠海書院訓導處規定社教學生出版的刊物必須於附印前兩星期，將文章交到訓導處接受檢查，到了呈上審核第二期(1969年5月號)文章的時候，訓導處突然要求所有文章都必須呈交所有作者的真實姓名，不能只提供筆名，否則就要撤銷文章。編輯部分別與作者及訓導處交涉失敗後，為了能夠如期出版刊物，編輯部唯有抽起那四篇文章，包括「一個典型的知識份子 ── 殷海光」、「我們多醜」，「雨霧濛濛」及「稚子」。學生雖然無法刊登原文，但他們卻選擇繼續懸空那些位置，只留下題目及作者姓名，以開天窗的方式以示抗議；這除了顯示校方干預學生的出版自由外，更突顯了珠海書院的政治立場，亦引起了輿論對珠海當局的批評。
為何作者沒有附上真實姓名的文章就要被撤銷刊登呢？當年珠海書院的學生會會長李銘輝解釋：「私立大專必須向教育司署註冊，學生刊物如果刊登沒有作者真實姓名的作品，將來便無法追究責任。」[13]但這種解釋顯然得不到學生的信任，例如《學苑》的一篇短評《自由的恥辱》指出這種解釋只是欲蓋彌彰，即使不知道《一個典型的知識份子 ── 殷海光》的內容如何，「但這篇文章之被禁止刊登既發生在珠海書院，其中緣故也就呼之欲出，不必纍述了。」[14]觀乎其餘三篇被撤的文章《濛濛霧雨》、《我們多醜》、及《稚子》的內容，既說不上批評校政，又看不到有任何政治不正確的觀點，再加上《珠海學生報》的文章經常刊登沒有附上作者的真實姓名，因此作者沒有附上真實姓名的指控的確難以服眾，所以才會令人聯想到珠海書院真正針對的是《一個典型的知識份子 ── 殷海光》這篇文章，所忌諱的是文章可能反映殷海光背後代表的「第三勢力」及威脅到蔣介石政權的自由主義思想。
所謂「第三勢力」原是指國民黨和共產黨之外、崇尚自由、民主的獨立知識分子及其他小黨。國民黨在1949年撤離大陸之後，部分第三勢力變成中共卵翼下的「民主黨派」，而離開大陸的一部分，則散落香港與台灣。五十年代一度受美國部分自由派的青睞，認為他們有潛力發展成共產黨和國民黨之外的政治力量，但最後無疾而終。其中，一些文教機構例如友聯出版社等成為受美國資助的對象，成為美國文化冷戰的盟友，對戰後香港文化發展影響甚大。當中有一部分人更與位處台灣的雷震有所接觸。當雷震於一九六零年因為意欲在台灣籌組「中國民主黨」而被捕下獄，香港的第三勢力刊物《聯合評論》也作出聲援，部分人更準備在組織下予以配合。而在這一系列影響台灣深遠的自由主義反對運動中，代表國民黨黨中央的《中央日報》均迅速針對「第三勢力」展開批判。
由於珠海學院歷來與台灣國民黨當權派關係密切，因此不難理解校方撤走殷海光文章的理由。因為殷海光是知名的自由主義學者，在台灣的《自由中國》及《文星》雜誌發表一系列宣揚民主、自由的政論性文章，而其著作《中國文化的展望》被視為批判國民黨蔣氏的專制獨裁體系而觸怒蔣介石，因而與《自由中國》的雷震及《文星》的李敖等同樣受到蔣氏及其政府的打壓。因此，珠海書院禁制殷海光的相關文章只是貫徹國民黨的政治立場。按照當時蔣介石等國民黨中央的判斷，雷震、殷海光之類的自由主義思想，都是美國國內一些自由派，例如漢學家費正清等主催要與蔣氏的獨裁政權疏遠，轉而更同情共產黨的政策的結果。在香港珠海事件中，我們更可以看到當時蔣介石系統的喉舌，甚至將六十年代世界性的學生運動，都視為同一個「赤化」潮流及他們眼中所謂「第三勢力」的產物。
珠海書院對殷海光的「敵意」反映在《珠海報生報》的文章裡，例如第六期《殷海光死了！》[15]的文章說：
『珠海有幾個社教系學生，在上學期編印「社教之聲」時，不知從那裡弄來一篇大捧殷海光、大吹「反叛精神」的文章……究竟這些文章是由那位殷海光「得意門生」代為「捉刀」的呢？現在殷海光死了，他們應該趕快春這個偶像恩師舉行追悼會，不要再躲在幕後替幾個珠海學生出謀獻策了。』[16]
同期的另一篇文章《小爬蟲珠海碰壁攪學運一事無成，學校當局招數好連消帶打獲全勝》[17]也提及到殷海光：『我們曾報導第三勢力小爬蟲，裡應外合，要在珠海書院攪學運……他們存心和國府過不去，所以先攪珠海，宣揚「殷海光思想」，同時新舊學生裡外呼應，以為大功告成，將學運攪大。』[18]由以上兩篇轉載的文章推斷，珠海校方認為殷海光思想成為學生攪學運的重要思想資源，而背後更有第三勢力的人士推動，因此當珠海訓導處見到《社教之聲》出現有關殷海光的文章時，就想盡辦法撤銷這篇文章，《社教之聲》的編輯最後選擇「開天窗」抗議，結果引致「珠海事件」的爆發。
校方的反擊與狂飆
1969年八月下旬，珠海教務處向十二名學生分別寄出掛號信，邀約他們回教務處一談，當時收到掛號信的學生包括：文史系的李傑雄、釋源慧、外文系的黃志衞、范啟超、社工系的盧惠冰、社教系的陳清偉、張雅典[19]，而陳清偉與張雅典同時是「社教之聲」編輯委員會的委員，相信兩人亦因為《社教之聲》開天窗事件而被秋後算帳。
有傳校方一直希望查出在「大學生活」刊登「從夢想到絕望」的作者───「伊雲」的身份，可是校方一直無法「破案」，於是以寧枉毋縱的方式，開除十二名懷疑與「從夢想到絕望」一文有關的學生。後來，應屆畢業生吳仲賢(數學系)及李雲峯(外文系)承認自己才是「從夢想到絕望」的作者，與被開除的十二名學生完全無關，但校方辯稱說即使那十二名學生不是伊雲，亦是同情伊雲的作品，同情「伊雲」對珠海書院絕望的心情，故此堅持那十二名學生離校[20]。自珠海書院發出開除令後，外文系的講師余理謙神父與教育司處的介入無果，學聯會與學生的抗議行動亦令學生無法復學後，這場學生運動就無聲無息地結束了，甚至被人譏諷為「三分鐘熱度的香港學生運動」[21]，後來這場學生運動被稱為「珠海事件」。
如果從以上的描述內容，或許會認為這純粹是一場珠海書院懲罰或報復校內不聽話學生的事件，以展現校方不容挑戰的權威；但如果再仔細閱讀《珠海學生報》中對學生的批評和所扣的帽子，隱約感受到校方強力打壓的背後，是中共和美國逐步破冰進而建交的前夕國民黨政權面對風雨飄搖之局所帶來強烈的強烈焦慮感。
小漢奸、小爬蟲、左仔、搗亂份子、國際第三勢力、共產黨支流、新左派、「友X」……這些都是《珠海學生報》對參與珠海學生運動的學生所扣的帽子，不少文章充滿謾罵與人身攻擊的方式，也直接轉載當時校園外的右派報章。
例如學生報的一篇由尚義(筆名)所寫的《小漢奸那裡走！》[22]寫道：
『近一年來，我校一小撮別有用心的搗亂分子，妄想利用種種卑鄙的手段，企圖醜化甚至推倒這所中華文化海外轉播站──珠海書院……這一小撮搗亂分子，在學校無所施其極，又不能向其主子有所交待，乃進而勾結校外不知所謂的爬蟲，向學生會攻擊，甚至詆譭二千餘同學的人格......近三個月來，他們在一本標榜民主自由的「XX生活」雜誌，連續發表數篇類似左仔口吻漫駡式文章……如他們不是受人指使，存心破壞本校的聲譽的奸人，就是天下第一號的蠢人……他們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那麼，他們若不是左仔，便是『友X』那一小撮妄想賣國求財的小爬蟲了......我們建議學校當局，調查這些小漢奸的真面目，未畢業的趕出珠海校門，剛畢業的不要發給文憑。』
另一篇轉自《萬人雜誌》的文章「小爬蟲們愈來愈猖獗了！」[23]更將珠海學運歸類為國際第三勢力的陰謀，而矛頭更指向美國的「姑息份子」，而且他們將各種不同的政治組織和力量混淆起來，視為皆受同一源頭的指示而進行不同層面的破壞。
『所謂國際第三勢力，實在是共產黨的支流，也就是新左派。共黨明知擺正左派的招牌會嚇怕人，於是利用一班無知的小爬蟲，假民主自由的美名，幹其反民主反自由的事實……舊金山華埠的中國少年有紅衛兵組織；中華少棒隊在美奪標，有「台獨」分子在球場內打人；珠海書院有人大攪學運，鼓吹「殷海光思想」。這一切，全是一個老板的傑作──美國姑息分子，要更澈底地出賣中國，非「嚴厲對付」不可！』[24]
這個姑息分子是誰呢？原來是美國漢學家、歷史學家，主張與中共建立關係會符合美國利益的費正清：
『華埠中的紅衞兵、球場上的打手及香港透大專的爬蟲，其實後台老板同是一人，是以費正清為首的美國姑息分子的傑作。他們不以出賣中國大陸為滿足，還要繼續努力，促成台灣「獨立」，使中華民國反攻大陸的最後基地也喪失，則今後毛共可以永遠保有大陸政權，安枕無憂，不必時刻躭心國軍反攻；七億中國人也永淪苦海，無法超生。尼克遜上場後，美國的姑息分子顯然更見活躍；羅傑斯國務卿不斷向毛共拋媚眼，送秋波，顯而易見又是姑息政策進一步表現。』[25]
六十年代末，國民黨面臨腹背受敵的處境，既要反中共，但同時「盟友」美國開始嘗試拉攏中共，以圖削弱蘇聯的勢力，對內有「台獨」勢力甚至第三勢力的挑戰；對於國民政府而言，《大學生活》、《盤古》及x報等一系列報刊，是香港第三勢力小爬蟲的陣地[26]，故此當這些報章刊登了攻擊珠海書院的文章，這就不只是攻擊校方這麼簡單，而是立即提高至國際第三勢力集團所策動的陰謀的高度，並懷疑這些活躍的學生是職業學生，滲透本港大專院校，假借自由民主的口號搞學生運動，利用刊物影學生思想，故此必須除之而後快。
總結而言，透過重讀有關珠海事件的學生刊物，可以看到早期的吳仲賢曾受到自由主義的思潮影響而推動學生運動，珠海校方亦因為忌諱殷海光所代表的自由主義、反對威權的精神而審查及撤銷《社教之聲》的文章，最終導致珠海事件的爆發。雖然吳仲賢並不是被開除的十二名學生之一，但他所寫的文章《從夢想到絕望》卻是其中一條導火線，而珠海事件後更促使他在往後的日子放棄了自由主義而投入更激進的托派社會運動。
在五十、六十年代的冷戰格局下，實際的對抗和衝突是毛與蔣所各自代表的政權，兩者互視為死敵。各自在大陸和台灣都容不下偏離這衝突軸心的異見，兩者同樣都不會給予所謂「第三力量」發展空間。香港作為這種意義下的「冷戰式」對抗前沿地帶，獨立於毛派的左翼和獨立於蔣政權的自由主義者都是不見容於兩邊的主導力量。而珠海事件則洽好把這矛盾集中的表現出來。而在主事者之一的吳仲賢身上，我們更可以具體指認出「冷戰」交鋒如何留下自由主義思潮和香港新冒起的獨立左翼思潮互相糾纏的印記。
[1]香港專上學生聯會(1983)，《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 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pp.9-28
[2]毛蘭友(1983) “香港青年學生運動總檢討” 《 學運春秋: 香港學生運動 (第二版)》，遠東事務平論社香港問題小組，p.202
[3]吳靖華(1983) “路是怎樣走出來的？──綜談近年來的學生運動”《 學運春秋: 香港學生運動 (第二版)》，遠東事務平論社香港問題小組，p.246
[4]遠東事務評論社 香港問題小組(1983)《學運春秋: 香港學生運動 (2版 ed.)》， 香港: 遠東事務平論社香港問題小組。p.3
[5]吳靖華(1983) “路是怎樣走出來的？──綜談近年來的學生運動”《 學運春秋: 香港學生運動 (第二版)》，遠東事務平論社香港問題小組，p.246
[6]香港專上學生聯會(1983)，《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 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pp.18-19
[7] 毛蘭友(1983) “香港青年學生運動總檢討” 《 學運春秋: 香港學生運動 (第二版)》，遠東事務平論社香港問題小組，p.204
[8] 後來吳仲賢自揭是《從夢想到絕望》的作者。
[9] 吳仲賢(1997) “從夢想到絕望” 《大志未竟: 吳仲賢文集》， 吳葉麗容.，頁99-112
[10] 吳仲賢(1969) “珠海學生會的展望” 《社教之聲》14.2.1969, p.2。
[11] 同上
[12] “珠海書院學生團體組織規程” 《學苑》1.8.1969, p.2
[13] “自由的恥辱” 《學苑》1.7.1969, p.1
[14] 同上。
[15] 轉載自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快報「快語」。
[16] “殷海光死了！” 《珠海學生報》10.10.1969, p.8
[17]轉載自第九十八期《萬人雜誌》，《萬人雜誌》被視為採取極右的政治立場。
[18] “小爬蟲珠海碰壁攪學運一事無成，學校當局招數好連消帶打獲全勝”《珠海學生報》10.10.1969, p.7
[19] 荻兒(1969) “文字獄復辟” 《珠海之聲》9.1969, p.1
[20] 陳清偉(1969) “我們的控訴” 《社教之聲》10.1969, p.1
[21] 毛蘭友(1983) “香港青年學生運動總檢討” , 遠東事務評論社. 香港問題小組.《學運春秋: 香港學生運動 (2版 ed.)》. 香港: 遠東事務平論社香港問題小組. pp.203
[22] 尚義(1969) “小漢奸那裡走！” 《珠海學生報》28.7.1969, p.2
[23] 轉載第九十七期《萬人雜誌》。
[24] “小爬蟲們愈來愈猖獗了！” 《珠海學生報》10.10.1969, p.6
[25] 同上。
[26]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