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期 （二0一五年三月）
無心插柳的霸權效應:戰後香港中文學校的組織吸納
文：黃庭康
摘要
本文以二次大戰後香港殖民政府中文學校政策為例，探討教育政策的非預期霸權效應 (unintended hegemonic effects) 。二次大戰後國際反殖民浪潮以及香港本地的教育需求迫使殖民當局更積極支持中文學校，帶來數量可觀的官立及津貼中文學校。然而，戰後香港維持殖民統治，英國人拒絕在香港推行普及教育，大量中文學校仍是沒有獲得政府任何補助的私立學校。港英政府對中文學校不完整的組織吸納產生了官立、津貼及私立三種不同類型的中文學校，並意外地分裂了它們，阻礙中文學校形成共同的、對抗性的身份認同。本文的發現督促我們在使用葛蘭西霸權概念時必須小心評估掌權者讓步妥協的程度，並提醒我們不應只把霸權想像為有意識的陰謀計畫，因為在客觀條件的驅使及限制下形成的政策有可能會導致非預期的、但有助鞏固權力關係的效應。
前言
過去數十年來許多學者試圖通過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的著作了解學校教育與社會權力的關係，以及尋求教學實踐的方向。他們重新閱讀與詮釋葛蘭西的著作。例如他的經典作品《獄中札記》(The Prison Notebook)。努力確保對葛蘭西與教育相關的文獻有「正確」的解讀，並挖掘葛蘭西「開立」的教育實踐的處方。這些努力已經產出豐富的學術文獻(Entwistel 1979; Morgan 1996; Coben 1998; Giroux 1999; Mayo 1999; Aronowitz 2002; Borg, Buttigieg, and Mayo 2002)。儘管這些研究成果深具學術價值，它們都過度集中於解讀文本，較少透過不同的歷史個案深化葛蘭西的理論。在這脈絡下，應用葛蘭西理論的經驗研究顯得特別意義重大。
Michael Apple 以霸權概念剖析美國1970年代的教育政治，他是最早開拓這研究領域的美國批判教育社會學者的其中一名學者。葛蘭西認為現代社會的統治集團往往藉由讓步 (concession) 確保被統治者對權力關係的同意 (consent) (Gramsci 1971; Sassoon 1987) 。Apple受此觀點啟發，指出學校通常不會以單向強行灌輸主導階層文化的方式鞏固權力關係，而是透過包容 (accommodate) 被統治者文化。從他們生活世界的價值、意識與實踐中建構出有助穩定權力關係的世界觀(Apple 1979)。Apple後來將這策略稱為「文化吸納」(cultural incorporation) (Apple 1993)，並指出美國在一九七0年代與一九八0年代的新右派能夠在教育領域獲得空前勝利，因為他們的企畫(project)能連結民眾的常識與關懷 (common sense and concerns)，例如人們對教育水準日益降低及家庭與宗教價值崩解的恐懼 (Apple 1988)。Apple 的觀點強調權力往往透過包容被統治者的文化而鞏固。其後，許多學者也應用這霸權的論點 (特別是文化吸納的概念) 探討在其他歷史情境下教育政策的社會再生產效應 (Shapiro 1984; Watkins 1992; Chen 2005; Hawksley 2008)。
然而，當前的相關研究都有一些共同的限制。首先，他們都把統治集團的讓步視為理所當然:學者們都假設渴望維持支配地位的掌權者都願意、並且有能力進行妥協;他們從來沒有試圖解釋哪些因素迫使或限制主導階級的讓步，更遑論評估掌權者實際讓步的程度、探討不同程度的妥協對權力關係的影響。此外，相關研究往往只把霸權視為統治階級為了延續權力而刻意採取的手段。他們忽略了由客觀條件力量聚合而促成的政策可能對社會權力產生非預期 (unintended) 、但卻具關鍵性的作用。這些限制阻礙我們了解霸權與教育更微妙的關係。
本文以二次大戰後二十年期間香港殖民政府對於中文學校的組織吸納 (institutional incorporation) 為例，嘗試突破目前文獻的不足之處。組織吸納是一種霸權實踐，它是主導階層把受支配團體的學校收編為公營或由統治者資助的歷史過程。中文學校是指原則上 (supposedly) 使用中文──也就是殖民地香港被支配族群所使用的語言──作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學校。二次大戰前香港的中文學校採納中國的課程灌輸學生以中國為中心的身份認同。當時香港政府主要針對少數菁英份子提供英文教育，大部分中文學校都 是由私人營辦、並未獲得任何政府補助。然而，二次大戰後，國際出現反殖民主義浪潮、香港民眾對於學校教育的需求遽增、加上殖民政府試圖避免學校淪為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鬥爭場域，殖民當局被迫較積極的推廣方言教育。港英政府的妥協帶來了相當數量的中文學校，其中有部分由國家直接經營、有部分接受政府資助。然而，戰後香港仍是英國屬地，港英政府繼續拒絕提供普及教育;政府收編中文學校的積極性受限制，許多學校依然是未獲得任何資助的私立學校。殖民當局在教育政策不徹底的妥協意外地促成了三種不同類型的中文學校，它們從國家(the state)獲得的財政資源與待遇都大不相同。三種中文學校並存阻礙中文學校形成共同的、具有對抗性的身份認同，間接幫助穩定殖民統治。[1]
在討論二次大戰後殖民當局中文學校政策之前，筆者應先說明戰前中文學校的發展背景。
戰前香港中文學校:未經收編的部門
從一八四0年代開始被英國統治到1941年落入日本手中的一個世紀，以英語為主的教育政策在香港佔主導位置，殖民地大部分中文學校既不是由政府經營、也不獲當局補助。英國接手香港的最早年，殖民統治者支持中文學校，並對它們提供資助(Sweeting 1990)。然而，其後政治局勢的變化改變了這政策。首先，一八五0年代中國與西方發生一連串衝突，很多洋行紛紛把總部從廣州遷移到香港。其次，1858年簽署天津條約後，英國擴大在華商業活動。這些變化增加了殖民地對精通華語與英語雙語人才的需求。第三，從1850年起，中國南方的動盪引發逃亡香港的人潮。這一波的移入者比之前的更富有、更有社會地位，殖民統治者有意讓上層社會的華人接受英文教育。第四，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推動國家現代化的滿清政府渴求具備英語能力的人才。因此，英國人積極加強在香港的英文教育，培養在香港接受英國文化薰陶的華人日後在中國擔任要職，擴張英國在華的影響力 (Ng-Lun 1983)。
在這背景下，英國人於1862年在港島創立中央書院作為殖民地的教育中心。這所學校起初強調中文與英文並重。但其後該校逐漸把科學及其他西方學科納入課程，學習中文的時間大大縮減，最終中央書院成為英式中學(Ng-Lun 1983, 2 and 7)另外，英國人也減少對方言教育的支持。1882年，英國任命的教育委員會同意香港殖民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促進英語教學。同一年，殖民當局設立五所以英語教學的學校，取代了七所由政府資助的中文學校;一年之後，英國人又關閉十一所方言學校(Cheng 1949, 124-125; Ng-Lun 1983, 8-10) 。到了1902年，殖民當局再次重申以英語為主的教育政策 (Sweeting 1990, 216-217)。
殖民政府的政策導致香港中文學校地位不斷下滑。一九二0年代初期，獲得殖民政府支持的學校──也就是官立學校與補助學校 (grant school) ──幾乎都以英語教學。官立學校由殖民政府直接承辦，教、職員都是公職人員 (Burney 1935, 21)，學校經費充足、設備完善，員工也享有頗優渥的待遇。補助學校最早於1873年出現，當時政府遵循英國福斯特法令(Foster Act)的先例設訂《補助則例》(Grant Code)，獲得補助的大部分是教會學校 (Sweeting 1990, 203)。《補助則例》頒佈後最早數十年惠及不少中文學校。比方說，1881年政府資助三十二所學校，其中二十六所以方言教學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882)。然而，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中文學校漸漸被排除於此計畫之外:1903年頒佈的新《補助則例》，只資助採取現代化教學方式的學校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04, 14) ;傳統的方言學校──「私塾」(Sishi)──失去了受補助資格。到了1914年，再次修訂後的《補助則例》規定接受資助學校的教師都必須持有教育證書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或曾在專業學院 (Technical Institute) 接受過教師培訓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15, 19) 。由於殖民地的教師訓練課程一直以來名額非常有限，而且主要培育英文學校師資 (Sweeting 1990, 36, 147, 199-200, 211 and 219)， 大部分中文學校都不可能符合是項要求。到了1921年英國人基本上不再以《補助則例》補助方言學校 (Cheng 1949, 286)。
當中文學校愈來愈難以獲得政府資助之際，《補助則例》的資助金額却愈見優厚。在1920年前，《補助則例》以學校學生人數及考試成績為補助標準 (Cheng 1949, 408-411)。但在1914到1924年間，受惠學校也享有租金、興建校舍及實驗室的補貼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s 1914, 1924)。這些轉變改善了補助學校的條件，但受益者大都是英文學校。大部分中文學校因為缺乏政府資助，學校情況都不甚理想，一份1913年對311所方言學校的調查報告顯示只有二十七所 (大約9%) 學校被評為辦學條件令人滿意。
然而，偏重英文學校的教育政策使殖民政府難以阻擋中國對香港中文學校的影響。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中國政府把學校教育視為培養愛國意識、實現富國強兵的重要手段;中國的掌權者又把海外的僑校視為國家教育的一部份。中國政府的政策使香港的中文學校愈來愈受中國政治的影響。為了反制中國政治勢力的影響，英國人在1913年頒佈《教育條例》要求所有公私立學校都必須向教育司署註冊、並遵守殖民當局頒佈教育條例 (Ng-Lun 1977)。此外，英國人在二次大戰前期間亦曾試圖修正立場，對中文教育給與更大的支持。比方說，在一九一0與二0年代英國人設立新的補助方言學校計畫，目的是提高私立學校的效率，並且抗衡中國政治的影響 (Cheng 1949, 276-278 and 286)。1926年，也就是省港大罷工癱瘓殖民地十五個月後翌年，當局創立「官立漢文中學」是殖民地第一所由政府創辦的中文中學。英國人希望通過該校更有效地控制香港中文教育的發展方向，阻止五四運動後激進的中國文化思潮在殖民地傳播(Wong 2002)。1936年當局遵從「賓尼報告書」(the Burney Report)的建議將元朗官立學校從英文學校改為中文學校。三年之後，1939年，有部分官立學校試行在低年級進行以粵語取代英語教學 (Sweeting 1990, 355-359)。[2]
然而，大部分中文學校在教育體系裡仍然處於劣勢位置。首先，由殖民政府直接經營或者獲得當局慷慨資助的學校大部分仍是英文學校。1937年殖民地共有34所官立以及補助學校，其中只有七所 (大約20%) 以中文教學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38, 27-28)。其次，方言學校大部分未獲當局補助。1937年香港有958所私立中文日校，但其中只有289所(30.2%)獲政府津貼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38, 20-21)。另外，獲補助中文學校所得款項遠低於同級的英文學校。比方說，1937年殖民政府每年提供補助學校每位學生港幣三十五到四十元，每位方言學校學生每人每年只獲港幣四到六元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38, 9, 20-21)。因此，二次大戰前香港大部分中文學校並未被殖民政府收編;然而這情況在戰後出現重大轉變。
戰後推動與限制殖民當局收編中文學校的因素
英國人在二次大戰結束前已開始考慮戰後給予香港中文學校更多支持。在1944年，協助殖民辦公室 (Colonial Office) 制訂戰後香港政策的「香港計畫小組」(Hong Kong Planning Unit) 提議在香港恢復主權後調整教育政策。這意見呼應1930年代中賓尼報告書的建議。香港計畫小組主張「盡量以學生的母語施教、學生的英語能力能夠應付基本的日常對話便可」。計畫小組也建議政府營辦更多官立學校，以及提高對津貼學校的補助，更積極主動的發展方言教育 (Sweeting 1993, 67-68)。
二次大戰後的局勢迫使殖民政府無法漠視「香港計畫小組」的建議。首先，殖民主義在戰後的國際社會遭遇強烈的質疑;多個殖民地的子民都對社會經濟成長以及教育發展速度太慢而感到不滿。這些壓力迫使倫敦承諾在帝國屬地更積極推動基礎教育 (Whitehead 1989)。其次，英國人「光復」香港後須大東亞掃除日本在戰爭期間「大東亞共榮圈」宣傳的「餘毒」;港英政府刻意分配更多資源改善使用被統治者語言的學校，努力突顯英國統治的恩澤 (Sweeting 1993, 72)。第三，戰後不久中國爆發內戰。國共雙方的對抗甚至延續到1949年由共產黨接管中國大陸、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後。為了拉攏香港年輕人，兩個相互敵視的中國政權在殖民地教育圈積極進行統戰。雖然國共雙方都並無意推翻殖民政權(見下文)，它們一方標榜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另一方打著反共旗幟，對香港穩定構成威脅 (Wong 2002)。這情況進一步迫使英國人積極提供教育，以縮窄共產黨與國民黨在香港教育界活動的空間。因為設立中文學校成本較英文學校低，教育發展的壓力迫使英國人調整偏重英文的教育政策。
此外，殖民政府內部也有聲音要求更重視中文學校。1947年「發展委員會教育與文化小組」(th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Subcommittee of the Development Committee)向財政司提交報告 (Sweeting 1993, 84-89)。[3] 報告批評過往教育政策過度偏重使用英文的中等教育，委員會敦促政府積極以方言發展初等教育。[4]是項訴求在 1946 與 1947 年間獲得最高立法機構，也就是立法局數名華人非官守議員的支持 (Legislative Council, Hong Kong 1946, 120; 1947, 69-70)。這些壓力促使英國調整政策，最終導致官立及津貼中文學校擴張。
然而，政府收編中文學校的積極性受到幾個因素的限制。首先，因為戰後嬰兒潮以及中國難民湧入導致香港人口從1945年不到六十萬人激增到1959年接近三百萬人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50, 12;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60, 23)。人口急遽增長也導致公共支出的壓力，限制了可用於教育的財政資源。其次，殖民地的財政政策侷限政府資助中文學校的能力。從二十世紀初開始，倫敦要求每一個殖民地都能夠在財政上自給自足 (Jayaweera 1968, 164-165);二次大戰後，自給自足的原則基本上維持不 變。香港是一個自由港，它以低稅政策吸引外來投資、降低進口食物與物資價格、以及增加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Wong 1992)。低稅政策限制國家的收入、以及可用於教育的財政資源。第三，二次大戰後香港依然是英國屬地，它沒有國族建構 (nation-building)的壓力，自然也不太有打造新國民、(再)教育民眾的急迫需要，因此發展教育的積極性相對遲緩。另外，英國人在1952年擱置楊慕琦計畫 (Young Plan) ，[5] 之後又多次拒絕接受立法會加入民選議席的訴求。因此，香港的國家權力仍然被殖民官僚牢牢掌控 (Scott 1989)。這種政治體制跟有民選政治的主權國家不一樣，它比較不會回應民眾的需求。
另外，英國人認為大部分香港居民都是逃避中國動亂而暫居香港的難民。基於這種心態，政府不願意提供免費的普及教育，並且對教育的投資相當保守(Wong 2011)。比方說，在1949/50財政年度只有11%的公共支出投入在教育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50, 12);甚至到了 1964/65 年教育也只佔公共支出 13%(《華僑日報》,1965 年 2 月 4 日)。當局又否決1951年《菲沙報告書》(The Fisher Report)設立教育稅、並在七年內額外增加三萬個小學學額的建議。[6] 此外，從1960到1965年港英政府一再漠視香港革新會 (Hong Kong Reform Club) 與香港公民協會 (Hong Kong Civil Association) 等壓力團體要求全民普及教育的呼籲。[7]
另外，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威脅並不如想像中嚴重，促使殖民當局擴張教育的壓力日益減弱。因為兩股敵對的中國勢力都認為對方真正的頭號敵人是對方，而不是英國政府。加上北京試圖利用香港的特殊位置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共產黨以及香港親共人士都默許殖民地維持現狀。支持台灣的一方也無意推翻香港殖民政府，因為港英政府試圖利用國民黨支持者抗衡左派在香港的影響力，親台人士與英國人存在微妙的合作關係 (Tsang 1997)。因為兩個中國對港英政權威脅力不足，英國人可以放慢發展教育的步伐、不必徹底吸收中文學校，大量未獲政府收編的私立中文學校因而繼續存在。
官立與津貼中文學校:被收編的部分
二次大戰結束後，港英政府隨即轉為較積極創辦與資助中文學校。1947年4月，教育署長羅威爾 (T. R. Rowell) 提議大部分是官立與補助學校的「中英文學校 (Anglo-Chinese)從小學到中學二年級都改以中文作為主要授課語言。[8] 他也透露政府計畫在元朗、大埔開設中文中學，並在新界創立二十所中文小學。[9] 另外，羅威爾主張「未來更主動積極的發展方言小學與中學」(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47, 30)。這政策導致官立中文學校從1941年的三所增加到1949/50學年度的十一所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50, 27)。
1951 年 7 月當局宣布是年九月將六所官立中英文小學轉成中文學校(《南華早報》， 1951 年 7 月 31 日)。是項措施幾乎將所有官立小學轉變成為中文學校。同一年，殖民政府承諾在未來五年每年撥款五十萬港幣興建新學校 (Sweeting 2004, 204)。新的政策導 致官立中文小學的數量從 1953/54 學年度不到三十所增加到1963年的九十九所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55, 104; 1963, 7)。這些變化帶來了相當數量由殖民政府直接營辦的中文學校，它們的條件遠勝其他許多使用中文的學校。
另外，戰後港英政府也更為積極發展以中文教學的津貼學校。1946年當局通過《津貼則例》(Subsidized Code)補助120所中文學校;兩年後，受惠的方言學校增至244所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47, 18;1948, 12;Sweeting 1993, 159)。1948年當局修訂《津貼則例》，提昇津貼學校教師薪酬至約為公立或補助學校教師的三分之二。新的條例也授權教育署長撥款補助津貼學校的建築費用。另外，法令也讓津貼學校可以獲得經常性支出(recurrent expenditures)補助，金額不少於核准支出和學費收入差距的二分之一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48, 13; Sweeting 1993, 159-160)。一九五一年代檢討香港政府的教育支出的《菲沙報告書》呈交立法局。報告書敦促當局鼓勵更多志願團體辦學，並主張津貼學校教師薪酬比照官立學校與補助學校教師。當局其後接受這些提議 (Fisher 1951)。兩年後，1953 年，當局將津貼學校合格教師的薪資提高到等同公立與補助學校同等資歷教師。[10]
1954年政府宣布的小學擴建計畫(也就是所謂「七年計畫」)進一步鞏固津貼學校的地位。當時候當局預測小學學齡人口在1961年將會高達360,000，教育署長高詩雅(Douglas Crozier) 承認官立學校無法滿足教育需求，他呼籲動員社會大眾、教會、慈善機構、與商業團體等承擔教育發展的重擔。為了實現這計畫，高詩雅提議向辦學團體提供免費校地、免息借貸、以及補貼建築與創校成本。[11] 這建議在1954年底獲批准通過(Sweeting 1990, 167-168)。
當局在隨後數年繼續改善津貼學校的補助條件。1959年政府預留港幣725萬作無息貸款，協助志願團體興建學校(《華僑日報》,1959年10月8日)。翌年，《津貼則例》再度修訂，津貼學校可以在更寬鬆的條件下獲得經常性支出補助(《華僑日報》,1961年2月7日)。1961年政府設立津貼學校公積金辦法，讓津貼學校教師也獲得退休保障(《南華早報》,1961年9月30日)。這些政策大幅拉近津貼及官立學校的差距。
隨著這些改變，港英政府成功招攬天主教與基督教會、佛教組織、街坊會、商會、宗族團體等民間社團參與教育發展(Wong 1991, 3-7)，津貼學校的數量因而大幅增加。一九五0年代初，殖民地共有244所津貼日校 (Fisher 1951, 42);五年後，1955年，香港有317所津貼小學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55, 104);到了1963年，津貼小學數目增至473所，學生總數215,863人，佔全港小學生人數的39%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63,29)。因為津貼小學使用粵語教學，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把大量以中文教學的學校收編為津貼學校，結果進一步分化了中文學校。
私立中文學校:未被收編的部門
二次大戰後香港仍然有大量的私立中文學校。1946年5月，戰爭結束之後不到一年，有八十四間私立學校在殖民地恢復運作(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47, 19)。因為教育設施嚴重不足，私立學校數量在1948年激增到383所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48, 1)。到了1949/50學年，私校收容全港66%的小學生，成為教育設施的主要供應者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50, 31)。私立學校大部分以粵語教學，官方統計數字顯示在 1948/49學年度只有十四所私校使用英文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49, 34)。儘管在戰後初期私立學校是香港教育極重要一環，它們還是跟戰前一樣未獲政府資助、在非常嚴峻的條件下辦學。官方估計在1946/47學年度不到5%私校設於專為學校用途而蓋建築物，大部分私校教師都還沒有高中畢業，未達殖民政府對教師資格的最低學歷要求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47, 19-20)。
除了拒絕提供財政補助，殖民當局甚至還以愈來愈多、愈來愈嚴的法令規範私校。舉例來說，戰後不久，當局就把學校每一名學生的最低樓地板面積從八平方英呎增加到十平方英呎。教育署的理由是很多校舍並非為學校用途而建，樓房結構可能無法承受太多學童的重量，更嚴的標準是為了確保學生安全(《華僑日報》,1949年6月30日)。1947/48學年，教育署長規定除了政府所核准的每月所收學費外，私立學校不得向學生收取其他費用。這項法規是為了防止私校業者趁著教育設施短缺抬高學費及濫收費用 (Legislative Council, Hong Kong 1947, 266-267 and 277)。另外，在1948年殖民地許多學校都捲入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衝突，港英政府強制教師與校長向教育司署註冊，並對未經註冊任教者採取法律行動 (Legislative Council, Hong Kong 1948, 341-343)。
儘管港英政府在一九五0年代高度仰賴私立學校提供教育設施，當局依然沒有給予它們任何的資助。1951年，政府拒絕接受《菲沙報告書》(The Fisher Report)補助私立學校優秀學生學費的建議(Fisher 1951,5)。1954年，當局宣布「七年建校計畫」，決定在未來七年每年計畫增加25,700個小學學生名額，其中9,500個由私立學校提供。教育署長建議向績優私立學校提供免費校地以及免息貸款 (Sweeting 1990,204-206)。然而是項補助私校的提議最後並沒有獲得採納。[12] 1957年當局預留專款港幣一千萬元供私校申請建校免息貸款(《南華早報》,1957年1月24日)。然而，只有少數「有體面背景的」「非營利」私校成功獲得貸款(《華僑日報》,1961年10月10日)。
此外，政府的許多政策導致私立學校的處境日益艱難。1952年港英政府頒佈《商業註冊條例》(the Ordinance for Business Registration)規定私立學校必須向工商管理署(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登記，並且須要繳付利得稅。法例規定只有被認定為「非營利」性質的私立學校才獲豁免(《文匯報》,1952 年 6 月 9 日) [13] 翌年，當局建議逐步解除對戰前樓宇的租金管控，許多私校因而大受影響。戰後初年香港政府規定戰前樓宇租金不得高於「標準租金」，也就是 1941 年 12 月的租金標準。然而在 1953 年當局建議放鬆管制，容許商用樓宇在兩年內租金增加兩倍。[14] 因為大部分私校都租用戰前樓宇作為校舍，是項提議對它們產生重大的衝擊。[15] 儘管其後因為社會大眾的反對，把租金遞增率減至50%(《南華早報》,1953 年 7 月 16 日)，當局還是在 1956、1959與 1963 年多次建議進一步放寬租金管制(《南華早報》,1956 年 7 月 28 日、1959 年 3月 24、26 日、1963 年 7 月 8 日)。另外，政府在 1955 年制訂《建築物條例》(the Building Ordinance)規定任何建物在改變用途之前必須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the Building Authorities)批准。由於當時大部分私立學校使用的房舍原本並非為學校用途而設，它們的申請不太可能獲得批准。[16] 另外，當局又在 1958年政府修訂《教育條例》，對校舍的建築材料、樓宇設計、防火措施以及衛生環境等訂下更嚴格的標準(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58)。
殖民當局的政策讓私立學校陷入困境。首先，由於缺乏政府的經濟奧援，私校學費高於官立與津貼學校，但師資與設備等條件卻遠遠遜色。因此，私校學生一有機會便轉去新成立的官校或津校，甚至未經政府註冊的、非法的黑市學校(Wong 2011)。其次，私立學校被認定是牟利商號，須進行商業登記、繳納利得稅，對私校經營者與教師的形象構成嚴重傷害。第三、商業登記、解除租金管制與《建築物條例》等法規增加學校營運的成本。然而因為這些法規只針對私立學校，對官立與津貼學校並不構成影響，官校與津校人員對這些政策「無感」。
分而治之:非意圖性霸權效果
殖民政府對中文學校不完全的收編把中文學校分化成官立、津貼與私立三個利益不一致的部份，並且意外地創造了分而治之的局面。三類型學校受到殖民政權不同的對待，他們逐漸發展出各自的組織，並與處境相同的英文學校共同合作、採取行動維護自己的利益。為了回應它們的訴求，當權者把三種學校跟政府溝通的渠道制度化。這些發展進一步加深了中文學校之間的分歧，阻礙它們形成集體意識。
比方說，因為津貼學校數目日增，1951年在教育署引導下成立「津貼學校議會」 (Subsidized School Council)作為與教育當局溝通的平台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52, 30-31)。津貼學校議會成員包含中文與英文津貼學校，而後者大部分是中學。在整個一九五0年代津貼學校議會都致力拉近津貼與官立學校的薪資差距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53, 52)、並改善成員學校未合資格教師的服務條件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55, 55)。因為津貼學校議會只關心津校的權益，其他學校對它的訴求不聞不問。
私立中文學校有「華僑教育委員會」、「香港私立中文學校議會」、以及「港九私立中文學校聯合會」三個團體代表它們的利益。[17] 在1948年這些團體抗議當局立法禁止私校收取政府核准月費以外的其他費用; [18] 1952年，它們反對規定私立學校必須註冊為商號並繳付利得稅的法令(《華僑日報》1952年6月18日;《文匯報》,1952年6月11、17日,1952年7月30日)。私校團體又在1957及1958年抗議修正版《教育條例》訂下過嚴的安全與衛生標準(《文匯報》,1957年12月19至20日,1958年1月3至6日)。另外，從一九五0年代中期到一九六0年代中，「香港私立中文學校議會」以及「港九私立中文學校聯合會」多次反對放寬撤銷租金管制的提案(《華僑日報》1956年8月9日,1963年7月30日;《文匯報》,1959年3月28、30日,1960年4月15日及1960年5月1日,1963年12月24日)。中文私立學校團體往往聯合英文私立學校進行抗爭，因為私立英校也得不到政府資助，處境與私立中文學校差不多(《華僑日報》1964年11月25、28日;《文匯報》,1963年8月7日)。私校的抗爭促使政府於1958年成立「私立學校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六所私立學校校長，其中三位來自中文學校、三位來自英校。[19] 此後私立學校通過該委員會繼續爭取自己的利益。因為它們的訴求與別的學校無關，官校及津校極少對私校的訴求表達立場。[20]
到了1964年，官立學校教職員成立組織捍衛自身的利益，中文學校進一步分裂。是年一月，兩名英國教育專家 R. M. Marsh 與 H. R. Sampson 領導的委員會發表報告書，建議削減官校教師薪資以統一與補助學校教師的服務條件差距(《南華早報》,1964年1月23日)。代表華人公務員的「香港政府華員會」以及「香港教師協會官校教師組」反對是項提議(《華僑日報》,1964年2月6日及9日,3月8日及13日)。除了譴責減薪建議外，官校教師抱怨作為公務人員，他們承受更多的約束，例如不得參加任何公開競選活動、不得在外兼差、以及不可在未經教育司長批准下參與商業活動(《華僑日報》,1964年3月8日)。心懷不平的官校教師最終成立了「香港教育工作人員協會」，該會成員大部分是以官立小學教師──雖然也包括在官立英文中學的教師、以及教育司署的行政人員(《華僑日報》,1965年5月27 日)。「香港教育工作人員協會」成立後，三類型中文學校分別有代表各自利益的團體組織。
這些發展使得中文與英文學校之間的區分變得愈來愈不重要。關於這點可以用「香港教師會」(Hong Kong Teachers’ Association)的例子說明。香港教師會於 1934 年在殖民政府引導下成立。草創時期該會成員大部分來自於官立與補助學校，這些學校大都以英文教學。[21] 但在1948年當局在香港教師會加設中文部，吸收方言學校教師為會員，以免他們被國民黨或共產黨的教師組織收歸旗下(《華僑日報》,1948年6月1日)。其後香港教師會會員人數從1949年只有890人大幅增至1958年的5,858人──其中有5,008名(大約佔85%)來自於中文部(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1950/11;《南華早報》,1958年10月28日)。然而，港英政府還不十分滿意，因為殖民地大部分教師仍然沒有加入，而且有證據顯示自從1955年起親北京的教師已經滲透香港教師會。如果非左派成員人數不夠多，該會很容易會被更積極、更有組織力的左派學校教師所掌控。因此，當局致力進一步擴大香港教師會的會員人數。[22] 然而，是項計畫並不成功，例如在1962年香港共有兩萬多名註冊教師，其中只有大約五千人是香港教師會的會員(《南華早報》,1962年7月23日)。在此背景下，教育署長唐露曉(Peter Donohue)抱怨香港教師會分為中文及英文兩部門。他堅稱中文與英文學校各自內部的差異很大，香港教師會的重組將會更有效發展會務。[23]一年之後，1963年，香港教師會設立了政府、津貼、與私立學校部門，並且撤銷了中文與英文部的劃分。[24]
結論
本文以戰後香港中文學校的歷史個案為例探討國家不完全收編被宰制團體 (dominated group) 學校的非意圖性霸權後果。二次大戰前香港中文學校大部分是未獲政府資助的私立學校。二次戰後有關當局轉為較積極支持中文學校，結果促成大量以中文為教學媒介的官立及津貼學校。然而，因為拒絕提供普及強迫教育，殖民政府的讓步並不徹底，大量中文私立學校繼續存在。當局政策促成了三類主要的方言學校，它們從政府獲得的經濟資源與對待存有巨大的差異。殖民政府在無心插柳的情況下把中文學校分化，使它們難以形成一個共同的、與殖民當局對立的身份認同。
本文的歷史個案蘊藏重要的理論意涵。它提醒當我們使用葛蘭西霸權概念時必須小心檢視驅使與限制統治者讓步的具體因素、評估統治集團妥協的程度、以及觀察當掌權者有限讓步所帶來的霸權效果。因為到目前為止，許多使用霸權概念的學者都把主導團體的讓步視為理所當然，彷彿當權者可以隨心所欲地作出妥協。二次大戰後香港殖民政府不徹底收編中文學校的例子正好有力地質疑這假設。
本文的發現也提醒我們不應將霸權侷限於統治階級為了鞏固統治地位而運用的手段。因為霸權的運作可能是因為一連串偶發力量的聚合的結果。比方說，二次大戰後香港政府局部收編中文學校，但這局部妥協的政策並不是港英政府刻意採取的分化手法，它的形成是因為本地與國際上的反殖民浪潮、親共與親台力量在教育領域的活動、人口的快速增長、政府教育財政捉襟見肘，戰後殖民地香港沒有國族建設的壓力、政治權力繼續被較不須回應市民訴求的官僚體制所支配、國民黨與共產黨對港英政府挑戰的力度不夠激烈等因素匯合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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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然，國家收編並非導致中文學校分裂的唯一因素，因為當時親北京與親台北的學校之間亦存 在對立。此外，戰後香港缺乏強而有力的捍衛中文學校運動，也不只是因為中文學校被分裂成三類型學校，因為政府的課程及教學語言政策也讓敵對勢力難以利用中文學校議題發動抗爭 (Wong 2002)。
2. 一九三0年代的這變遷可追溯到一九二0年代中期，當時英國「熱帶屬地土著教育諮詢委員會」 (Advisory Committee on Native Education in the British Tropical Dependencies)提議殖民地應盡 量利用當地母語作為教學媒介──特別是在小學教育。這提議是因為英文學校在印度過度擴 展，大量無法被就業市場吸收的英校畢業生結果加入反殖民運動。英國人希望在其他屬地調整語文政策以避免重蹈印度的覆轍(Whitehead 1991)。
3. 香港政府在 1946 年設立「發展委員會」規劃如何運用英國政府通過殖民發展與福利法案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Act)撥給香港的數百萬款項。
4. HKRS 41/1/3326.
5. 是項計畫是要成立一個基本上民選的市議會(Municipal Council)，負責處理多項公共事務。
6. Executive Council Meeting, 7 August 1951, HKRS 163/1/1351.
7. 《南華早報》,1962 年 2 月 25 日;《華僑日報》,1964 年 11 月 16 日; Progress Report, quarterending 31 December 1960, HKRS 935/1/9.
8. 在香港「中英文學校」是指以英文為主要授課語言,學生絕大部分是華人的學校。香港人一般 講的「英文學校」其實是「中英文學校」。嚴格而言,「英文學校」是指以英文教學、收容英籍 及其他外籍學童的學校。但在本文「中英文學校」及「英文學校」的意思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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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Primary School Expansion Programme, Memorandum ’， signed by Douglas Crozier, discussed by the Board of Education at its meeting of 10 December 1954, reprinted in Sweeting(1990,204 –205).
12. Minutes, Board of Education meeting, 6 May 1955, HKRS 41/1/3878.
13. 學校的營利要是歸學校所有人所有,它就被教育司署認定為是牟利學校(《文匯報》1952 年 7月 12 日)。
14. 二次大戰後因為人口激增導致租金暴漲,政府為保障民生對戰前興建樓宇實行租金管制。1952年港府試圖逐步撤銷管制,主要理由是認為是項政策導致業主的投資無法獲得合理回報,以及政府希望藉此刺激樓宇的供給 (Hong Kong Government 1953)。
15. ‘ Memorandum on Some Difficult Problems of Private Vernacular Schools ’， by Yatt-Chao Fogg, discussed at the Board of Education meeting, 3 October 1958, HKRS 41/1/3878.
16. Speech made by the Attorney General during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Education (Amendment) Bill, 8 January 1958, HKRS 163/1/2198.
17. Sweeting (1990, 351);《華僑日報》,1956 年 9 月 24 日; Report for the quarter ending 30 June 1960, Registration Section, Education Department, HKRS 935/1/9.
18. HKRS 41/1/4075.
19. HKRS 457/3/7.
20. Report for the quarter ending 31 March 1964, Registration Section, Education Department, HKRS 935/1/9.
21. Minutes, the Eighth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Directors of Education, 21 – 23 October 1957, CO 1030/426.
22. Progress report, period between 1 May and 30 June 1955; reports for the quarters ending 30 September 1958, 30 June 1959, and 31 December 1959, Registration Section, Education Department, HKRS 935/1/9.
23. Report for the quarter ending 30 June 1962, Registration Section, Education Department, HKRS 935/1/9; SCMP, 25 May 1962.
24. Report for the quarter ending 30 December 1963, Registration Section, Education Department, HKRS 9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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