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ing Hong Kong

我想從幾點去看，第一點是許寶強提問有關「中產」的問題，我自己傾向認為「中產」是意識形態，並且滲透和影響了我們如何去理解自己的身份、整個生活方式，何謂美好的生活及穩定，「中產」一個好重要的元素是穩定，所以戴耀廷提出要和平佔中要公民抗命，其實是一種自我挑戰，要問清楚自己為了爭取民主可以付多少代價。我認為中產文化裡，特別在教會圈內的人是不想接觸這點，但我覺得中產階級的救贖在哪裡呢？恕我用一個宗教性的語言，救贖是在於我們越接近、越看得清楚他者，即那些沒有既得利益、亦沒享有權利的人，從他們身上可以啟發到我們，所以整個福音精神是要走出去、看清楚受苦者是怎樣的，以至啟發我們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是甚麼？人與人的關係應該如何發展？ 如果用宗教的語言來說我認為這是轉化和悔改，如果並非用宗教語言來說，我認為這亦都是轉化的。即公民社會或美好價值的生活都是一個自我挑戰來的，所以其實需要我們去自我挑戰自己，雖然是很個人層面的，但亦存在集體性的。

 

第二，這次我去古巴被啟發的是，他們仍然很深信革命，因為當時的革命是一個救贖來的，雖然他們對目前的生命狀態仍然有很多的不滿，但這些仍是回到宗教和價值的信念裡，所以我認為社會運動仍需要有精神及靈性層面的面向，當我們說公平、公義這都是挑戰來的，特別對那些現在擁有既得利益的人來說，到底我們願不願意分出來呢？坦白說我自己也未過到自己這一關，人仍是有限制。但我認為如會社會共同覺醒，對我來說覺醒就是這一種覺醒，即並非有多少票、一人一票的制度層面，我認為要透過這種覺醒才會得到真正的改變，因為單靠制度的改變不會真正帶來美好。

 

還有我很想回應藹雲提的新一代的社會運動是很Campaign形的，或者我用「街頭式政治」來形容，但問題是欠缺了資源和精力去建立infrastructure，其實infrastructure最重要的不是建設，而是人與人的接觸、感染和關懷，所以我並不是說要街頭政治完全退卻，但我們亦需要回到基本功，就是組織、教育和人際的互動關懷，這些東西如何回復到日常生活裡，例如學校。我記得八四年我們作了一個選擇，就是離開建制教會自起爐灶，這一種形態好像走到最前線，但我們失去了所有後方的位置，我們現在經常罵坐在教會最高層的人，但問題是我們很「清高」，不想去奪權，我們不願意去爭那些位置，所以到最後就由那些人佔據了擁有所有教會資源的位置，不願意借出教會的空間出來，當年深愛堂經常借出場場讓馮檢基開會會見市民(當時民協還未成立)，將教會開放給社區人士使用。現在我們不擁有這些位置，當初我們不去做這些基本功，或是做不了，因為我們回不去了。但我認為我們仍然可以在學校裡、社區、醫院...日常生活的那些位置本身就是抗爭的據點，而不是只走出街頭，所以我們如何平衡組織與街頭，如果培養基本功，或做回司徒薇所提出的區運，這些參與是非常重要，就正如女性主義經常說生活上參與式的民主和生活的實踐，當然不是說我們不爭取一人一票的普選，但如果我們不能對應日常生活，這始終都只是空談。

 

 

本文根據2013年8月10日《公民社會往何處去？「零三七一大遊行」十周年公開論壇》發言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