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ing Hong Kong

第一我想先討論有關「創造敵人」的問題，我認為這是人類歷史上重複地出現的，因為你創造一個共同的敵人，相對上是較容易的，因為你可以將社會上所有的問題歸咎給一個抽象的敵人，當然那些問題不是自己社會的責任，然後就將責任推到別人的身上，例如最近就推給「蝗蟲」身上，納粹黨如是....其實很多都是用這種方法，因為它是簡單地訴諸一些情感符號，從歷史上來看這種創造敵人的方式是頗容易動員的。

 

我認為香港的處境有一些複雜性在當中，因為它結連了幾個不同的東西，首先香港相對地已有歷史根源的、深層的對內地的歧視和偏見，這是由《網中人》、阿燦年代已經開始歧視，第二是中國政府對香港自治的控制，而沒有民主政制很多時被視為香港社會問題的根源，包括官商勾結，因為官商勾結是立法會功能組別以及小圈子選舉而造就了商界主導控制香港的力量。所以這幾方面的結連就被歸咎到一個好像是外在的因素，而這個外在的因素好像只是除掉就彷彿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坦白說即使在西方成熟民主社會仍然有8-10%的支持極右政黨的群眾，是揮之不去的，只不過他們反對的對象不同，如土耳其人、越南人、黑人等。

 

如香港的公民社會裡有部份人也是如此看問題的話，這種分裂性就會很強，所以就會回到許寶強剛才提問何謂「進步性」的問題，我們由七、八十年代直到今天出現的很多問題，其實我們的公民社會沒有完全處理過與中國的關係，例如十年八載前呂大樂經常問一個問題：在全球化底下，當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候，全球區域(如珠三角)分工裡，香港應該扮演甚麼角色？但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他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好幾年了；在這個背景下，香港的勞工、金融業、經濟轉型、產業結構等到底扮演甚麼角色？這個問題可能會牽涉其他層面的問題，例如老人如未能負擔香港的消費生活，他們是否應移到珠三角地區養老？如是，香港的社會政策應如何配合？大家其實沒有很認真地思考過這些問題，如果問「進步性」是否指一個社會主義式的想像？或是平均主義式的想像？還是香港很多進步的知識份子其實是自由主義者，相對地相信平權、自由的社會？但我認為近年令大家很不安的趨勢就是很快就扣帽子，例如「大中華膠」、「大中華左膠」......跟著大家就失去對話的機會，例如大家到底想香港在九七年之後經濟結構與轉型應該如何實行？這些經濟濟政策、勞工政策、人口政策等應如何配合？如果談責任其實是屬於每個人的，但近年的社會氣氛的確難以進行實質的政策討論，因為很快就變成扣帽子的狀況。

 

這兩天我看到梁文道的文章談「包容」，我理解是如果我們相信公民社會裡的邏輯，即是就算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你仍然是我鄰居的話，他們仍是社會的一份子的前提下，你仍然是思考如何與他們共處。這種講法亦被網民痛罵，罵為何要包容？這樣就難以討論下去了，因為如果我們公民社會連一些很基本的，如「我不同意你但仍然會包容」的原則也不接受的話，這樣真的不知道如何展開討論了。因此大家理解的「進步性」到底是甚麼？我認為這真的是討論不足的，例如問「革命到底犯了甚麼錯誤？」組織化的問題我剛才未有提及，我自己的印象是，香港公民社會一方面當然不夠資源(金錢、人力)，這特別是相對於左派組織，他們無論是資源、組織及人力上仍是相差很遠。

 

我認為林藹雲提出的Patron-client，左派組織包括利用了官方的行政資源，他們重要的基礎就是「物質利益」的交換，他們可以提供一些物質上的好處來攏絡市民，而左派傳統另一個特色是labour intensive，即很多人向你噓寒問暖、照顧你生活需要，甚至生病會為你介紹中醫....老實說我們很難做得到這一種人際關懷式的組織工作，不知道這是否跟中產的心態有關？因為中產的心態是「自己搞掂」，因此我相信社區式運動在社區中是比較可行的，但一關乎到「離地」中產就有難度。其實八十年代的時候，香港的社會運動、民主運動很強調以民主帶動民生，然後告訴市民可以透過參與民主而改善民生，但觀察近十年來這種說法並沒有明顯的效果，特別是正式的民主政制(如：選舉)，因為對手做得比我們好，我相信這是一部份。第二我認為香港的公民社會組織比較抗拒將組織形式化、層級化或變得官僚，於是一去到聯盟、交會費，或是大家合資請職員的時候大家就不太願意了，這可能跟歷史背景和資源緊絀有關的，我認為大家都要去思考在社區組織層次，如果社區真的有很多錢的話，到底我們可不可以有更好的集結或連合？

 

本文根據2013年8月10日《公民社會往何處去？「零三七一大遊行」十周年公開論壇》發言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