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ing Hong Kong

我認為「進步知識份子」是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很運動、介入型的，即是當你見到一場運動、一個機會就會走入去，希望可以推動和創造一些形勢，製造一起對自己有利的條件，有些人可能會叫做機會主義者或是其他，但這是要在污水裡游水的狀態。另一種是我近年思考得比較多的，是比較抽離的，是刺激與反應之間嘗試下進行思考的類型，這一類知識份子我認為是越來越重要，因為這一類較為批判型、有距離的知識份子要幫社會去思考很多的問題。例如網絡型的群眾、動員及政治到底是甚麼？它會否不成比例地影響太多我們的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我們會否將太多的焦點放在網絡上？放太多會有甚麼後果？例如最近發生林慧思事件，有位朋友告訴我香港已經進化到以網絡為中介，進化成一個人渣與英雄的社會，即這世界只剩下人渣與英雄。你支持林老師的，警察就變成人渣；如果你支持警察的，林老師則變成人渣，這種網絡事件就變成如果你不是英雄就會變成人渣，這種如此窒息的思考空間，其實讓我們去反思現在網絡政治不成比例地放大，這是我們應該去思考的事情。

 

我認為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出現了繼承性的問題，例如胡露茜很淡淡然地說了一句，民陣的遊行不再是司徒華那一種大一統式的遊行方式，但對很多人來說，例如對林朗彦或是我在內，其實司徒華那一種大一統式是非常恐怖的，你可能想像不了如果你在遊行隊伍當中舉一個不乎合規格的横額就會被司徒華罵，因為你一參加民陣的遊行就如此多元，我不是說現在民陣的遊行非常好，而是民陣界乎兩個時刻，2002年底危機當下大家要團結一起反抗廿三條立法，但當這個危機走了之後開始轉型成為不同團體行頭，它就是一種多元文化。不過發展至最近期，獲得最多資源的卻是學民思潮及佔中運動，他們兩個的特色都並不是出身自舊的民間社會和公民社會，這會否反映舊時的社會條件與社會運動方式，跟現在的已經不再一樣了？假如我們取代了舊的東西的同時，我們是否知道舊的東西的優點在哪裡？甚至嘗試去保留？然後加入新的元素繼續做自己的活動？目前香港社會很吹捧學民思潮和佔中運動，但問題是我們投射為純白一片，然後打倒舊時沒有用的機構？這其實都說明了政運的難題，為何寧願相信戴耀廷也不願相信舊的社運人呢？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認為我們對政黨的歷史沒有太大的反省，政黨為何走出來？80年代為何會講政黨？當時講政黨時為何可以超越地區主義？當時楊森寫大堆文章倡議不應再說甚麼論政團體，既然殖民政府在回歸前殖會開啟很多機會，我們應該去練習參選，也要全局的視野，但這視野到底是國家的一部份還是一個未完成的民主反對運動？即是怎樣的反對派的全局視野呢？這些研究或討論完全是缺席的。現在回歸後，當香港人覺得自己有需要重新掌握自己的領導權或是集體自治權力，但在80年代末建立了政黨後，他們卻沒有完成這一場反對運動，當時為何他們可變成帶領香港人，是因為他們在前途問題的過程好像扮演了一個領導性的角色，他們在帶領一個反對運動，我認為政黨的歷史、政黨如何出現？到底有沒有真正出現過一個反對型、群眾型的運動？現在的國家、政府都不是我們的，但我們有政黨，這到底是甚麼意思？這些政黨走去權謀計算計很多東西，我覺得這一堆是未經處理、未有答案的問題，但大家沒有理會。

 

我認為民間社會是另一個鏡像倒影來的，民間社會崇尚很多邊緣，例如喜帖街、反高鐵、天星皇后......其實喜帖街淡出那一步，就是利益邊緣受壓迫的個別群體嘗試做一件事，就是社區不一定只望著中環，其實也可以望望灣仔的利東街，因為它不只是受壓迫的局部人，你可以去想像灣仔的整個認同其實是來自草根的、有特色的小商戶和街坊，所以社會性不只是在邊緣的、局部的團體。我理解的香港民間團體，他們大部份的運動都是建立在邊緣、甚至可能是害怕「民主」的，而「民主」的意思是指大多數，所以整個運動的性質不是想建立一種大部份香港人都認同我的主張的那一個民主性，去爭奪霸權的政治邏輯。有一段時間發生的倒梁振英運動，都有部份民間團體質疑倒梁振英是不是好的？因為梁振英看來都頗照顧老人家，若然倒梁後由曾俊華上台可能更差。我不是說具體的主張，但如果政黨未能發展全民型的反對事業，其實民間團體純粹的邊緣定位走到這個年代，才會出現午夜藍的問題，其實午夜藍沒有問題，反而是知識份子、民間團體耕種不夠深，令90後見到午夜藍感到驚嚇；同時午夜藍也要去思考，七一平台裡的確出現很多中產及模範階層的孩子，而那一類人的確很害怕午夜藍，我們能否令他們也認同午夜藍呢？到底會不會思考這些問題？還是停留在代表一種多元價值裡的邊緣鬥爭？那麼民主對他們來說有甚麼關係？另外民間團體與政黨歷史性繼承和批判都是相當缺乏。

 

本文根據2013年8月10日《公民社會往何處去？「零三七一大遊行」十周年公開論壇》發言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