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ing Hong Kong

我覺得胡露茜最早提出的觀點 [編按：即古巴一位基督徒領袖說「我們回顧歷史的時候，不要將所有問題都歸疚敵人，而是要真誠反省自己的革命是否也曾犯過某些錯誤」，請見上期胡露茜的文章]是很值得再討論的。我覺得如果不討論這一點而談前瞻，其實會回應不了我們目前甚麼都做得到的處境，我認為這些問題是仍然未被梳理出來的。梳理這些問題是很難的，就如林朗彥所言，並非將所有人聚在一個平台就可以發生對話，例如「學民思潮」的學生不理解「午夜藍」的口號，他們雖然是一起遊行，但是他們並沒有進行對話，所以你以為你為他們建立平台的時候，反而出現拆台的效果，這反映對話要需要很多條件的。如果我們設計及搭建一個平台讓大家可以真正的溝通，累積十年，而不是去找或針對敵人。我講一個簡單的對比，例如中國共產黨的形成、發展，以至於最後鬥爭的整個經驗，它不只是一個群眾運動和政治運動，它是思想的爭辯，各種路線的鬥爭是整個中國共產黨運動裡是無時無刻都在發生的，無論你是左傾還是右傾，當然有很多扣帽子，但是它的理論的爭論是從沒有停止的，當然有一些可能是很粗暴的討論，有一些可能是很正面的去梳理一些問題。我們如何避免發生他們很粗暴式的討論同時(例如亂扣帽子的做法)，取其比較正面的反思性，我覺得是可以參考的。古巴亦都是這一種傳統來的，之所以一些老革命會提「革命會犯甚麼錯誤」，我猜這個很值得拿出來討論的。我提出四點很簡單的問題：

 

1）過去十年的七一遊行的正面成果大家提到很多，例如主體性的覺醒，余振雄 [編按：見本刊第三期文章] 其實提過，如果每年就覺醒一次，覺醒十年都仍是覺醒階段，到底有甚麼意思呢？這種覺醒是甚麼？主體性我們談起很多次，但「主體性」、「香港的主體」到底是甚麼？為何主體性覺醒了一段時間了，但仍然存在這些問題呢？我覺得如果我們要檢討問題，看看自己到底犯了甚麼錯誤的時候，這種「覺醒」會不會是一種錯誤的「覺醒」呢？還是覺醒不足呢？

 

2）關於組織工作的問題，主要是左派滲透很嚴重，他們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但是進步的知識份子、左翼朋友或是民間社會，為何組織工作不發展？政治和社會之間的斷裂如何發生？這牽涉到社會運動的「社會性」到底是指甚麼？是指一些邊緣化的、有獨特訴求的社群？八個人去十個組織是不是「社會性」？抑或是一些很廣泛的，甚至民建聯都接觸不到的，例如胡露茜所提的中產人士，如果中產是一個香港的大多數的時候，這種是不是社會性呢？我們應如何去引導關於「社會性」的思考？

 

3）如果我們以葛蘭西的「統識(Hegemony)」的角度去思考中產，我認為胡露茜提出的兩點可以再分晰得清楚一點，中產是一個群體抑或是一種意識形態？這兩者是不同的。作為一個群體，它可以解作為擁有中等收入；但中產作為意識形態未必代表一個群體，甚至低收入、高收入、左派、右派、建制派或民主黨的人也可以擁有中產的意識形態，到底是指那一種阻礙的主要力量？是中產的群體還是意識形態呢？你爭取的對底是哪一個部份？

 

4）最後是關於所謂「進步的知識份子」，我們應如何尋找討論方向呢？我認為不妨認真去思考「進步」是甚麼意思呢？是指現在保衛一些已經將被侵蝕中？英國的社會學家Frank Furedi曾經取笑過，現在的左翼是非常保守的，因為左翼的行動全部都圍繞保衛，所以左翼是最保守的；相反右翼是最進取的，右翼是甚麼都破壞的，如果我們這樣思考「進步」的方向性，其實是願景的建立。

 

所以我曾經提過，不要太快有一個政治的計劃，因為願景不是一天就可以建立的，是需要搭建平台的，但如何促進願景的建立？是哪一種形式的討論？我認為一定不可以放在敵人身上，一定不可以這樣，反而是去摸索整個社會發展。

 

本文根據2013年8月10日《公民社會往何處去？「零三七一大遊行」十周年公開論壇》發言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