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ing Hong Kong

我覺得今天講者的分享當中，我較深刻印象的是大家generational的分別是大的。胡露茜分享的是NGO的組識經驗[編按：參看上一期的文章]，她為公民社會做了很多基礎建設的工作，例如她會思考很多如何達到政教分離的問題，確保兩者以後可以分開去發展而不受到干預，所以她衍生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團體出來，有婦女、學生、基督徒、婦女基督徒等，為公民社會製造良好的組織及基礎建設。王浩賢的那一代，他們是以運動(Campaign)的經驗為主導，例如由WTO不斷加入行動或議題，然後透過這些運動去累積自己的經驗，我突然有一種比喻，就好像「公民變身」，即你日常生活中做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作，例如上班，但遇到一些運動的時候就可以立刻變身成為一位活躍的公民，好像超人般要去保衛地球。為何會出現這種世代的分別？馬嶽也解釋了原因，即是九七前政治與社會，或是與民間社會之間存在多一點的互動，但九七後這些互動是停頓了，我認為這是其中一個背景，而這種停滯在天星、皇后碼頭事件裡，我們曾討論過殖民地吸納政治的困境，就是目前已經吸納不了新人，來來去去都是那些人；另外諮詢政治亦改變不了既有制度的內容。

 

還有社會組織也出現了轉變，互聯網是其中一個基礎建設，基本上現在香港社會的生活空間，特別是一般中產階級的連繫都是直線的，欠缺社區生活，他們的公民價值很容易接收到一些所謂普世價值、核心價值或是大家需要捍衛的東西。變相就是整個公民社會的發展，由以前組織性的發展轉變成個體，或者透過互聯網來連繫，又或是透過價值觀所建立，例如對環保、生命、教育的價值......這是一個由個體與價值之間的關係，欠缺了生活或社區上的層面，這些都是跟公民社會的發展有關。

 

公民社會的另一邊其實正在進行一種名為「Patron-client」的遊戲，是庇護的遊戲。這場遊戲追求的並不是價值，而是講關係，例如社區內的小恩小惠，或是街坊的關係，例如協助街坊去解決某條鹹水渠滲漏的問題。他們不會從一個共同的價值去建立一個社區，但這種關係式的政治卻非常強悍，因為很容易懸置一些信念而把選票交給你，或變成你的群眾。我認為最近的愛港力或家長團體為何可以迅速冒起呢？例如他們採用「關愛」這個詞，其實是一些關係來的，為何可以吸引家長呢？就是因為你們這一批「小孩」是「廢青」來的，這是他們的講法，所以家長有必要要走出來管教你們，所以他們都在玩弄一套關係政治，但這種政治是專制家長、或是管教形式出現，就是要去管教學民思潮般的年青人，所以這是另一種政治關係的模式，而不是走公民路線。我認為現在經常聽到「我不喜歡普世價值，要對付普世價值」這種言論，其實是反映他們在走另外一條追求「Patron-client」關係的政治遊戲。

 

我覺得今天還有一樣東西是缺席了，就是「本土」的討論，例如探討本土政治對公民社會的影響，我認為可以去探討王浩賢提出的一種建基於仇恨、排斥的政治的出現；我認為這是公民與社區之間新形成的身份政治，而某程度而言它又擾亂了過去公民與社區這兩個系統。不過我們目前公民社會的政治的確是欠缺了生活經驗的面向，過於集中在智性或共同價值的層面上；而身份政治或「反蝗」的行動其實是回到生活經驗裡頭，它可以回應很多生活經驗所累積的不滿，然後將這些不滿情緒政治化，形成一鼓新的政治能量，所以它能生存於泛民的公民社會與建制派「Patron-client」關係之間，又打亂了公民運動與建制的政治，我認為這種身份政治仍然在發酵當中，它可以導致一樣很壞的東西，如排外、仇恨，同時它可不可以開拓新的東西呢？這是一個問號來的。

 

司徒薇嘗試去開拓，例如促進社區、社運與政運之間的互動，從而奪回社區，我覺得這種想法很樂觀，但我個人是相當悲觀的，原因是最近我參與了北角屏風樓的抗爭，不過屏風樓只是一個小小的行動，我們的行動已經算是成功，因為我們阻礙新鴻基一個月的時間，他們到現在仍未可以提出一個方案。當我們的行動有少許的成果時，民建聯已急不及待在街頭拉出橫額，自稱反對屏風樓。司徒薇剛才提及灣仔的經驗，又有天星、皇后碼頭的運動，但問題是整個區的區議員都是建制派，所以當我們提到一些經驗會覺得很有希望時，轉個頭來面對地區建制力量又會令自己感覺有點消沉。馬嶽再提出另外一條進路，建議我們再積極一點，增加capacity，我認為如果我們不改變「公民變身」的文化是很難做得到的，因為每次運動完結後大家就會解散，所有人都像灰飛煙滅般消失了，這樣我們如何可以繼續互動以至增加capacity呢？所以我們仍然有很問題有待處理。

 

本文根據2013年8月10日《公民社會往何處去？「零三七一大遊行」十周年公開論壇》發言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