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ing Hong Kong

今日我想講歷史書寫這一個主題，我會略談整個香港史學發展過程，然後探討歷史書寫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

 

• 為什麼要講歷史書寫？

 

我想從中港矛盾這個熱話作為切入點。現時大家都對中港矛盾非常清楚，近乎每一日都聽到、見到、接觸得到、感受得到，事例也可以多得很，所以，我無需深入詳情了，香港已為這個議題鬧得面紅耳赤，不用再多我一張咀了。

 

我只想釐清一點，中港矛盾所以成為重大的社會衝擊，並不是因為香港在中國之外，或中國在香港之外，然後雙方交惡，各自向對方開火。我認為，中港矛盾其實更大程度上是一個香港內部矛盾。這個矛盾的關鍵點在於接不接受中國，令到香港裡面出現接受中國的有一批，不接受中國的又有一批，結果產生了很多衝突和角力[i]。對於這個議題，經常有人會講，說到底都是「錢作怪」，例如：近來就有泛民議員收取政治獻金的新聞，鬧得熱烘烘起來；新聞時有報道親共團體派錢叫人上街支持政府。但，我總是認為，若然整起事件純粹是「錢作怪」，金錢遊戲，這反而很容易解決，只要誰人有錢，誰人就有能力解決問題，主持大局。今日的中港矛盾應該是一起更加複雜的事。由於它的成因有太多，我只能在今日的講座，講解其中一個可能的成因。

 

我認為，中港矛盾的成因之一，是中港雙方對合理期望有根本差距，合理期望是指在人的想法中，人會認為有甚麼應該出現，有甚麼不應該出現，或者有什麼應該做，有甚麼不應該做。意思就是，香港人覺得合理的事，內地人往往覺得不合理；內地人覺得合理的事，香港人又往往覺得不合理。例如：談論香港政改，北京作為中央，他們覺得地區的最高領導人選舉，中央應該是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這是理所當然的，否則一國兩制便沒有一國；但對香港人來說，香港政改要有不受操控的普選，這才叫理所當然的，否則一國兩制便沒有兩制。這就是我指的合理期望。我亦認為，要從合理期望這一點來看今日的中港矛盾，這樣才可以理解為何中港雙方會是如此各不相讓，勢成水火，好像沒有辦法緩和。道理很簡單，我們跟人吵架的時候，都是因為覺得對方不合理才會吵起來。政治經濟分析是重要，但不要少了社會文化探討。

 

為甚麼中港之間在合理期望上會有出入？自不待言，這是由於兩地的人對事物的立場和判斷都有不同而做成。但，更根本的是，為甚麼兩地的人對事物的立場和判斷會有不同？這就大有可能是兩地的人對於事物的認識有不同。所以，有需要追問，內地人和香港人對於香港的認識是從何而來？尤其是內地人所認識的香港，跟香港人所認識的香港有甚麼分別？明顯地，能在這些問題上有關鍵作用的就是歷史書寫。歷史書寫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曾經發生什麼，因而歷史書寫可以控制我們對事物的立場和判斷。要瞭解今日的香港社會狀況，今日的中港矛盾，就有需要瞭解國內的歷史書寫是怎樣講香港的，讀了之後可能令人有甚麼想法。

 

不知大家有沒有接觸過國內的香港歷史學著作。如有的話，你會發現他們所書寫的「香港」往往都跟我們在一般理解或生活經驗中的香港有很遠距離。如果你過去沒有接觸國內學者所編寫的香港歷史，一會兒我所做的討論，對你來說可能會感到詫異，然後發現原來他們是這樣理解香港的，你甚而可能感到不明白為何他們可以這樣說的，簡直好像天方夜譚。但，你要明白，內地人要認識香港，包括當權者和普羅大眾，都不是好像我們那樣，每天都有真實經驗做基礎，大量不同資訊做參考，不同的知識做對照。他們的認識往往要以閱讀文字為主，翻看歷史書籍，所以歷史如何編纂，極之可以影響內地人對香港的認識。在理解今天的中港矛盾時，若然不需要太快跳入時事層面來討論一下，可以拉遠一點，抽身出來，看看雙方在合理期望上出現差異的可能來源，這也可能帶來新的領略和見解。我自己就是嘗試從這個脈絡去進入今天討論的話題，這解釋了為何我本是一名社會學家竟會突然走去搞歷史研究，還要搞歷史書寫，並認為在理解今日香港上，這是很重要，這是有需要認識內地人對香港的史觀。整體來說，我希望這個講座可以有助大家：

 

• 識別國內香港史學的主要特點

• 探究國內對香港有何認識

• 反省歷史編纂中知識與權力的關係

• 香港史學的發展概況I：殖民史學

 

知識總是要在判斷事物熟對熟錯，指出事物的應有秩序。知識的運作可以具有發言權和認受性在於它可以穿上中立的外衣，有指出真相的作用和說明事理的能力。可是，實情乃是，知識既會受到權力直接或間接干預，亦對權力帶來衝擊和影響[ii]。特別是歷史知識更是可以變成主權的宣示[iii]。例如：我們會覺得釣魚台是中國的，因為有歷史可證，但日本亦是以歷史可證來說釣魚台（尖閣諸島）是他們的。不過雖然話知識與權力難以分開，但並不代表兩者沒有分別。我舉個例：好似政治宣傳那樣，往往都是不作論證，沒有提供資料和證據就說出來，想怎樣講就怎樣講。但知識並不該是這樣衍生出來的。故此，兩者雖然經常連在一起，相互滲透，但也不代表知識沒有自己的獨立運作及法則，知識是有自身的領域，與權力構成有出入的地方，談論知識並不可以只講權力。

 

我接著在述評香港史學與現實政治的互動之時，我的首要關注都是在知識的應有實踐之上，並以此為討論準則，或者這樣說會清楚一點，我要討論的並不是政治正不正確，而是知識正不正確。所以，若然你是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你聽我講到國內的民族史學之時，你可能會覺得我今日是在胡說八道，好像以香港史為例唱衰這些民族史學。但我自己是清楚知道的，民族主義可以代表大義凜然，大義凜然就是不能質疑，我卻反覆質疑它，可能會令民族主義者感到有一點不舒服。所以，我要先作聲明。

 

香港的歷史書寫、歷史知識，很長時間是受到由外國人所寫的香港歷史所支配的，而且由外國人所寫的香港歷史的支配程度，早已超越學院，成為普羅大眾的常識。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香港在自我表述上是有「漁村變成國際大都會」這種講法。殖民主義的歷史書寫例必需要在民族主義之外做文章，它宣揚的也只是香港怎樣在西方的文明之下，由一個落後的地方變得繁榮。因而，我們長時間聽到的香港歷史發展都是這個故事，甚至見到的也是這個故事[iv]。例如，你曾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的話，你一進場就先看到一艘捕魚小船，然後是以不同展品帶出香港如何逐漸變成國際大都會。簡單來說，這類香港歷史編纂就是演敍了西方殖民主義的文明使命，就是直接或間接頌揚英國殖民政府如何成功地令香港有驚人發展。

 

這類在骨子裡演敍殖民主義文明使命的香港歷史編纂，其實可以追溯到Eitel，早在1895年，所寫的《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v]。一般來說，如果要數香港的第一本重要史籍，都會認為是這一本，亦對其後的香港歷史書寫有較大影響。雖然現有考證，在Eitel之前，已有兩本香港歷史著作[vi]。可是這兩本歷史著作似乎未被廣泛閱讀或使用，幾近只是有其名字在紀錄而已。

 

Eitel在這一本書，要寫的是香港歷史，可是對於此書首先要講的應是它的書名，竟然叫做《Europe in China》。香港在此是完全看不見的，或者，以我曾經提出的講法來講，就是出現在消失之中[vii]。直接來說，Eitel的視野是以西方帝國主義的宏大視野來書寫香港歷史的，他最關注的是歐洲如何走入中國？如何走下去，香港只是一個拿來提供說明的例子，香港自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整個西方殖民使命在中國的發展。此書最終用了五百多頁的史料來闡發的一句也是：

 

「這塊英國殖民地在中國的官員和子民面前，豎立了一個值得嘉許的榜樣，有自由貿易原則也有人道管治」(Eitel, 1895, p.575)。

 

這句話該是相當似曾相識的，它亦早已成為後來大量香港歷史的編纂主線，演敍史料的綱要，衍生了大量相似的香港斷語。Geofferey R. Sayer寫的香港史書如此[viii]，George B. Endacot寫的香港史書也如此[ix]，直至去到英國撒出香港前夕，很多後殖民研究對歷史書寫已作批判，由Frank Welsh在1993年寫的《A History of Hong Kong》[x]仍然有這樣話來為英國殖民主義護航：

 

「當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都到了被人視為邪惡到無藥可救的時候，民主被視為解決所有社會疾病的特效藥，但香港這個地方卻是反其道的，既成功而又令人可以愜意生活。」 (Welsh: 1993, p.2)

 

這些由外國學者寫的香港史籍，其流通量在香港是比較高的，也曾成為標準的香港歷史教材或參考書本，因而其影響力亦都較強。就連今日香港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如：歷任特首和財政司司長如有提及香港故事之時，都有保留「漁村變成國際大都會」這樣的殖民主義者調子來講香港的歷史特性。對殖民史學進行檢討，現有研究已有不少，我的討論也到此為止，略作簡述都應該是夠了，好讓可以多講一些國內的民族史學所寫的香港歷史有甚麼問題性(problematic)。

 

• 香港史學的發展概況II：民族史學

 

香港人可能不太熟識國內學者所寫的香港歷史，但國內一直都有學者編纂香港歷史。早在1950年代，國內學者丁又寫了一本香港史籍，名為《香港初期史話》[xi]。因為當年在國內要找香港資料該是相當不容易的，這本書頁數不多之餘，往往又是找到甚麼資料就寫甚麼出來似的，其內容都是比較散雜的，亦都有較多明顯的虛言空論。

 

就國內的民族史學進行探討，我想以1980年代作為分水嶺。這是由於1980年代之前，乃是毛澤東年代，1980年代之後，才是鄧小平年代，也是中國放低了冷戰的年代。更重要的是，1980年代同時就是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完成談判並決定中國可於1997重申香港主權的年代。既然歷史書寫往往涉及主權宣示，以1980年代作為分水嶺就可比較有效指出知識/權力如何在香港歷史編纂出現。

 

事實上，這也是在1980年代，國內研究香港歷史的學者和書籍有即時增加的趨勢。當中有三本在1995年出版的香港史籍，我覺得特別值得拿出來討論。這三本書分別由余繩武、劉存寛、劉蜀永三人撰寫的《割佔香港島》[xii]、《割佔九龍》[xiii]、《租借新界》[xiv]。雖然在此之前已有劉蜀永的《香港歷史雜談》(1987)[xv] 、元邦建的《香港史略》(1987) [xvi]、李宏的《香港大事記》(1988)[xvii]、金應熙的《香港史話》(1988)[xviii] 、劉澤生的《香港古今》(1988)[xix]、余繩武和劉存寛合著的《十九世紀的香港》(1994)[xx]、余繩武和劉蜀永合著的《20世紀的香港》(1995)[xxi]等學術或通俗書籍，可是《割佔香港島》、《割佔九龍》、《租借新界》這三本書的出版，卻是更明顯地令人看到國內，由黨國帶動的知識活動在當時，有急於製造大量民族史學來奪取香港歷史話語權的傾向。這三本書嚴格來說並不是書，反而如其系列名稱那樣，屬於「資料選評」，內容並不完整，結構也是鬆散的，好像是把自己用過的研究筆記和資料再拿出來似的。作為資料彙編，這三本書提供的檔案資料又是太少，還要在資料前後急於做大量政治正確的民族史學詮釋，阻礙了審閱資料的過程。雖然如此做法馬虎，不湯不水，這三本書同樣是有國內的民族史學在書寫香港歷史上的常見特點。根據王宏志的觀察[xxii]，這就是：

 

• 「借助香港歷史論述來確立回歸的合法性和正確性」，

• 「認定自己的工作肩負了這種重要和神聖的政治任務」，

• 「所有論述都套在一個相當完整和嚴密的國家論述框架裡，個別作者並沒有多大自由發揮或闡述的空間。」

 

讓我讀出這三本書在編前部分的「出版說明」即可看到，這些民族史學如何斷定歷史研究就是為權力效命：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標誌着香港歷史的歷史問題已解決了，已成定局。1997年7月1日香港將回歸中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特別行政區，在這個時候把這段史實的真相向世人交代，相信是恰當的時機。」(頁ii)

 

這是史學在挪用政治來自我鞏固，還是政治在挪用史學來自我鞏固，已是難以說得清楚。只不過，這可以用來說明為甚麼我們有不少人抗拒修讀歷史，怕它要人死記資料，特別是對年月日式的歷史書寫，感到沉悶，但歷史亦都總被視為重要，國民都應認識，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或多或少都是它跟國家主權有密切的共生關係。

 

我的估計是，這些國內學者對香港所寫的民族史學在香港的流通量，以目前的情況來講，應是遠遠低於外國的殖民史學。可是，我仍想追問，這些有明顯政治色彩的民族史學所寫的香港歷史是怎麼樣的，它們不惜千篇一律，放棄自我，甚至濫竽充數，都要追隨的「國家論述框架」確如王宏志所言是「相當完整和嚴密」嗎？這就是我想繼續討論的問題。但在討論之前，我需要提一提，除了殖民史學和民族史學，也有一些是由本土學者寫的本土史學，我是未介紹的，但我真的沒有時間多講，只可略說一句，他們的史學往往較接近殖民史學的詮釋，在編纂上較多書寫香港有甚麼現代性，或以今日的用語來講，較多演敍香港有甚麼核心價值。

 

就我對國內史學想要繼續討論的問題，我選了在2007年出版，由張連興撰寫，屬於簡體字版的《香港二十八總督》作為我的主要討論對象[xxiii]。我選用這一本書的主要原因在於，以我所知它該是最新近的一本。我最感興趣的是，這本國內新出的《香港二十八總督》與國內以往書寫香港的民族史學究竟有沒有不同?答案當然可以是沒有不同，但這都是要認真檢視過之後才可說的。其次，從這一本《香港二十八總督》自己提供的出版背景資料可見，此書原定要在1997年出版，在時間上要跟香港回歸同步問世，但終在2007年才可借回歸十年之勢出版。到底當中出了甚麼問題或發生了甚麼事故就不得而知了，但這一本史書曾有可能是中國重申香港主權的統戰工作之一，這是明顯的。最重要的是，這一本《香港二十八總督》確是探討國內知識和權力如何二合為一的一個好例子。從我自己尋找所得的資料可見，《香港二十八總督》的《序言》是由劉大年寫的，劉大年是國內著名史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及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長。這一本書是有來自國內學界自身的資深學者支持。與此同時，由於在國內出版這類書籍應是需要通過官方審查，這一本書的作者張連興亦曾長期在人民日報不同部門工作，並多年專門負責港澳台宣傳報導。以這一本書作為我的主要討論對象，理應可以更加有效地顯示國內史學知識與政治宣傳的關係，亦讓我們可以跟進國內史學發展的情況。

我的主要發現是：王宏志認為國內學者對香港所寫的民族史學往往極其相似，看來是由一個相當完整和嚴密的國家論述框架打造出來，是有道理的。可是，我想補充的是，這個國家論述框架其實亦有欲蓋彌彰的缺口和斷裂，由此而來的民族史學，對香港歷史進行民族主義演敍之時，亦經常過火到可以產生大量的副作用，甚至相反效果。

 

• 民族史學的內在吊詭：訓導與雜異

 

這些國內學者對香港所寫的民族史學所以經常出現副作用和相反效果，是跟民族史學自身總是擺脫不了一個內在吊詭相關的。嚴格來說，中共所講的是愛國主義不是民族主義，是以認同政權為核心而不是民族為核心，但政權總是要說自己代表民族整體利益，為民族整體效力，來建立自己的認受性，因而愛國主義跟民族主義是分不開的，或者可以說是，只是一種被政權收緊之下的狹義民族主義。今日我在使用民族主義這個字眼之時，我是把它包括愛國主義在內的。事實上，中共亦都長期利用民族主義來召喚華人的認同。假如你看過國內的近代中國歷史論述或官方所稱的主旋律電影，這類在文本上或於光影中的歷史編纂，經常都在闡發中國人在晚清之時，有長期捱打受辱的「百年國恥」，直到毛澤東革命才使中國終於可以「站起來」，走出「百年國恥」[xxiv]。就連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於1997年7月1日，正式向世界宣佈中國終於重申香港主權之後，他公開在香港特區成立慶典上，以及在首都各界慶祝香港回歸大會上，都是直接訴諸「百年國恥」的歷史講法，強調「香港回歸」乃是「中國人民洗雪了……百年國恥」[xxv]，透過華人在近代歷史中的集體苦難， 放大受到外敵侮辱的民族記憶，來號召華人對其權力的認同。

 

既然愛國主義背後是要民族主義支撐，那麼民族主義的基本特點又是怎樣的？歸根究底，民族主義乃是一個講出來的故事，以中華民族來說，這個故事一般都由「三皇五帝」講起，然後以「炎黃子孫」四個字來強調每一個華人都是「同出一源」，縱有差別，都總是「多元一體」，我們始終都是一脈相承、血濃於水、同氣連枝、榮辱與共、憂戚與共、同根生來的華夏兒女，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的龍的傳人。這就是說，民族主義是以訴諸歷史建構來把「雜異」混成「同體」，將本是個別的民眾變成都有共同的源流、背景、文化和身分；既要在民族整體之內容納個別民眾，但同是又要以民族整體之名壓倒個別民眾。

 

舉一個實例，孫中山的革命在開始之時，本為一個以漢族為中心的反清革命，但在成功之後，孫中山就不能回避中國領土內部是有其他族群的同時存在。所以，當時是有一起涉及重大象徵意義的歷史插曲，這就是在未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作為民國國旗之前，其實曾經出現過一面「五族共和旗」作為民國國旗[xxvi]。在民族政策上，「中華民族」亦都變成一個可以包含不同族群的統稱，使這些不同族群都成為中華民族的部分，將不同的人都納入同一個身分。到了中共年代則以大寫的「人民」，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中的「人民」來統稱內部的不同群體 。

 

對於民族主義，我們需要進一步留意的是，民族雖然是由個別民眾組成，但民族一旦形成，這就不是個別民眾為民族之主而是民族為個別民眾之主，或者名為以民眾之主，實為以代表民族的國家權力為主。大家在讀書的時候，都好有可能聽過「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這一句話。用這一句話來解釋這一點就最好不過了。「大我」很大程度上就是意味國家民族，「小我」則是意味個人。這兩個我雖說同時都是我，可是小的一個在這個講法當中，就是要為大的一個作出包括生命在內的犧牲。可見民族主義對人的呼召是可以去到生死的，從小就要我們對民族要有超理性的絕對認同。就連文學創作和流行文化，從小說到電影，都可以經常看到為了「大我」而要放棄「小我」的情節，在民族大義面前，家庭考慮應要放下、兒女私情應要放下、個人福祉應要放下。所以，民族主義是有吊詭性質的。這也是何故岩巴(Homi Bhabha)認為民族主義所作的歷史書寫例必同時具有演敍(performative) 部分及訓導部分(pedagogical)[xxvii]。演敍部分要個別民眾作為主體(subject)，有份投入整體歷史的構成過程；訓導部分則要個別民眾作為客體(object)，認同其命運與整體歷史一致，然而兩者同在就總令民族史學存在大量缺口，於演敍與訓導之間胡亂扣連，於主體與客體之間進行的書寫自相矛盾。

 

在《香港二十八總督》一書當中，國內的民族史學竟在正文之前，未對香港歷史作出演敍之先，已見急於要在編前和編後部分作出歷史訓導。例如： 由劉大年所寫序言，其首句就是：「1997年7月1日，我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頁，1)。就連在書背出現的文字都跟一般的書本做法不同，不是提供作者簡介，內容簡介或作品推介，而是節錄了《中英聯合聲明》中表示英國將把香港主權交還中國的頭兩項共同協議：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以下稱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二、聯合王國政府聲明：聯合王國政府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主權宣言和政治決策都在這一本書成為首要的香港歷史知識，使得政治宣傳變成學術知識之同時，學術知識也變成了政治宣傳。對應中國得以取回香港主權的歷史講法：「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這一本《香港二十八總督》則跟其他國內香港史書一樣，從秦朝算起，在編後部分的「香港大事記」以這樣的一句來把香港編入中國歷史，使之成為中華民族歷史的部分，國家主權的範圍：

 

「西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始皇平定南越，設南海、象郡、桂林三郡。香港地區屬南海郡番禺縣範圍。是香港有正式郡縣隸屬之始。」(頁，397)

 

有些時候，國內的民族史學者還會在「領土」之前加上「神聖」一語來表示不應受到任何侵犯。可是，這類訴諸歷史來界定領土主權的知識/權力操作其實總是有不攻自破的地方。例如：我們小時候都應聽過老師講黄帝和蚩尤的故事，黄帝在統一中原之前是要打走蚩尤的。若然這是真的，那麼這也可以說是黄帝是「入侵者」，蚩尤是「被殲滅者」。黃帝搶了蚩尤的領土主權。同樣道理，若然香港屬於中國的領土是秦朝開始，那麼秦朝之前香港又是屬於誰的領土？答案可能永遠都找不到，但可以肯定不是屬於秦朝，不是民族史學中所認可的這一個正統皇朝。我只是在思辨的層面提出這些反省，可能會被人質疑我只是自己想得太多。這就讓我舉出一個現有的重要歷史發現來討論一下。直到目前為止，歷史學者或考古學家都是沒有在古籍，地圖或文物找到「香港」這個地方名稱，充其量只是好似以上一段引文那樣，以別的地方來推斷香港是在中國範圍之內。但這亦變相指出，中國古代根本沒有一個地方叫香港。即使香港的現有範圍在古代確是在中國之內，但這一個地方實為別的地方，沒有今日那樣的一個的香港在古代的中國出現過[xxviii]。就領土主權來說，這可以有很大的問題。打個比方，我有一間屋，但我總是找不出一張有名稱的屋契出來，這一間屋還屬不屬於我的就有很大疑問。

 

從《香港二十八總督》，我們也可見到，國內的民族史學對自身的中共歷史書寫其實有隱諱，有斷層，總是不盡不實，既無法完全跟舊的國家論述框架決裂，但又要以新的國家論述框架來作歷史訓導，因而常常在歷史演敍上自亂陣腳。讓我們再看看劉大年寫的《序言》繼續在講甚麼：

 

「新中國代替舊中國，故國新生，大踏步走上復興的道路。香港得以收回，就是由於今天中國是在復興的道路上行進。……香港回歸可以從各方面去認識，但是歸根到底，我以為不外乎幾個大字：社會主義，改革開放。」(頁，2)

 

整個毛澤東年代的國家論述框架都只是在「新中國代替舊中國」這一小句之中，殘留些微的痕跡，讓人有點可能想到曾在毛澤東年代出現過的一句名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緊接下來，立刻已是跳到以鄧小平年代的國家論述框架，來解說中國重申香港主權的歷史背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現實政治的變化已令國內的民族史學，在追求(政治)正確的歷史書寫上同樣出現變化，不再也不宜採用毛澤東思想來做歷史訓導而是採用以鄧小平思想來做歷史訓導。若然我們比較一下丁又的《香港初期史話》和張連興的《香港二十八總督》，最明顯的不同就是，《香港初期史話》在書寫上是要穿插毛語錄來述評香港歷史。結果，毛澤東思想成為書寫香港的標準歷史訓話，香港歷史亦都幾乎全被拿來證明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正確。可是，在《香港二十八總督》的內文當中，莫說毛語錄沒有出現，就連毛澤東這三個字都沒有出現，完全在民族史學所寫的香港歷史消失。無變的是，《香港二十八總督》仍有要向權力作出誇讚，總要抬舉領導人成為權威。例如：周恩來在《香港二十八總督》中是有出現的，他所定下的香港政策方針：「長期打算，充分行用」則被如此刻意褒獎：

 

「後來的歷史表明，新中國的領導人對於香港問題所作出的決策是無比正確的，即使把“遠見卓識”、“高膽遠足”這類詞匯全都搬出來加以形容，也實在不過分。」(頁，272)

 

鄧小平同樣也有在《香港二十八總督》中出現，他更被褒獎到好似一個先知，早已預見在重申香港主權的最後時刻，英國人會起變卦，在當時發生過的所有事情，就連英國因形勢有變，改派彭定康來港，成為香港最後一任港督，推動被中方認為「三違反」的政改方案，都只是在應驗鄧小平講過的這一類說話：

 

「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我們不僅相信我們自己會遵守，也相信英國人會遵守，更相信香港同胞會遵守。但應該想到，總會希些人不打算徹底執行，某種動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頁，385)

 

• 殖民主義的過度批判

 

要替政權確立取回香港主權的認受性，國內學者對香港所作的歷史書寫亦都如同蔡榮芳的觀察那樣，有以下七大特徵[xxix]：

• 以馬列思想作歷史判斷，反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入侵中國和剝削華人，

• 傾向書寫軍事佔據過程，

• 著力描繪中英外交角力，

• 突顯華人對香港經濟發展之貢獻，

• 宣示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的神聖領，港人有愛國主義傳統，一直都有反帝反殖行動，

• 預設香港與大陸利益一致，

• 中國本位的香港史學詮釋。

 

    《香港二十八總督》並無例外，在算數殖民主義的劣跡上更是過之而無不及。若然你想知道英國人的殖民統治如何亂來，曾經出現甚麼失當，說過甚麼歪理，做過甚麼壞事，這一本《香港二十八總督》可說是做足功夫，是極佳的參考書籍。它亦跟中共在意識形態上的政治宣傳一樣，總是傾向把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混為一談，作大量情緒化的猛烈攻擊，特別是跟領土主權相關的歷史部分，更是陷入了歇斯底里那樣，以香港俗語來講，就是完全「上哂頭」，一味「喪插」。對於英國人在香港的歷任港督，這一本《香港二十八總督》無不力圖作出貶抑。由於這類書寫在書中數量太多，我無法盡錄了。但單以這一本書選用的部分標題為例，都已足可見到這樣的書寫特點。例如：此書對早期的港督就有以下一類標題：

 

    港督                        標題

    璞鼎查：    「強佔香港島」、「行伍出身，行政無能」，

    大衛斯：    「鴉片專賣、開拓財源」 、「開徵妓捐」、「草菅人命」

    寶靈：        「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倫借機生事」、「袒護貪官」 

    羅便臣：    「割占南九龍」，「聚財斂寶話滙豐」， 

    麥當奴：    「助餉開賭」，「“豬仔”貿易興盛」，   

    堅尼地：    「密擬攫取新界計畫」。

 

由1887年，德輔上任港督開始，到1925年，史塔士離職港督為止，前後共有7任港督，《香港二十八總督》對這一段約有40年的殖民統治時期，則一拼描述為香港人在戰前的「黑暗時期」，還使用了在舊式國史寫法中，往往拿來形容亡國的措辭來繪述這一段時期：

 

「其間天災人禍接連不斷，既有瘟疫蔓延， 又有大火、暴風、狂雨襲擊，更有港英當局對香港人民的殘酷鎮壓，百姓塗炭，民生倒懸。」(頁，129)

 

    我相信在此書之中的這些歷史書寫並不至於是無中生有。可是，這樣立場露骨的歷史編纂，以大量指向同一結論的史實來攻擊殖民主義，可以帶來過度論證而導致物極必反，令得史實不再好像史實，也令人變得要去追問：香港若然曾是如此「黑暗」，何以總有大量華人在香港生活？為甚麼殖民主義沒有提早覆亡？殖民主義是否真的如同這一本書所言那般？

    但，最吊詭的是，《香港二十八總督》在骨子裡對殖民主義，其實是有大量反向認同，甚至直接認同。即使這一本書對殖民主義作了大量攻擊而又確是有人深信不移，可是這一本書在書寫體例上，是以歷任港督為主線串連香港歷史。這就在未下筆之前，已接受了香港歷史的主角是西方殖民主義的統治精英，令全書的歷史敍述都是反轉過來指出香港的整體命運如何由英人總督主宰。新近的香港歷史學家提出要對殖民史學進行反省，原因之一就是由於殖民史學多以這種以統治精英為主的書寫體例來編纂香港歷史。即使單就中文的香港史籍來說，這樣的書寫體例仍可如劉大連所言「尚屬僅見」。不過，若以中國的史學傳統來說，這樣的書寫體例根本由來以久，全無新意。早在晚清之時，梁啟超亦已作過類近的反省，指出二十四史實為「二十四姓之家譜」[xxx]。《香港二十八總督》竟是繼續無知下去，也難免令其書寫在體例與目的之間南轅北轍，跟殖民主義好像是有一段孽緣似的，總要欲拒還迎，雖知情根錯種，但又欲罷不能。我刻意用這些措辭來講，這是由於我發覺以情慾的話語來講，最能帶出知識與權力之間的曖昧狀況。

 

    由於在現實政治中，昔日的意識形態之爭已被今日的發展主義掩蓋，《香港二十八總督》在時下的國家論述框架當中，就是務須棄用冷戰的措辭，不再抨擊香港的城市經濟發展，把它打成階級剝削、資本主義壓迫，然後呼籲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這就令到《香港二十八總督》在歷史書寫上充滿思想錯亂，神經失調，時而惡形惡相，大罵殖民主義的侵略行為，但又時而心平氣和，細說殖民主義帶給香港的現代性，並在有意無意之間認同了殖民者自稱出來的「文明使命」。例如，在《香港二十八總督》當中，沒有被猛烈批評的港督，或批評比例較少的，真是寥寥無幾。第八任港督港督軒尼詩可說是幸運的一個，他所得的稱讚就是在於他能以西方的現代價值來管治香港，糾正中國傳統惡習：

 

「軒尼詩是『最沒有種族歧視』的一任總督。在任期間，他努力使中國人能享受到和歐洲居民同樣的自由和平等的地位，既廢除了殘酷的笞刑，又成立了保良局。也因此而不受香港的歐美人士所歡迎。」(頁，107)；

 

    另外，我們正在進行這個講座的地點是位於彌敦道的。既然如此，我也想在彌敦道上講講彌敦。彌敦是香港殖民時期的第十三任港督。雖然他上任港督一職只有三年左右，但《香港二十八總督》卻是引述了《香港與中國》一書，稱彌敦為「開埠英雄」，讚他能在三年任期成就「彌敦之治」，「是歷任港督最有遠見和對香港工商業發展頗有貢獻的一任」(頁，167)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正確」在中國已是前後不一了，這樣的歷史書寫沒有上綱上線，批判由彌敦推動的香港工商業發展乃資本主義的可惡擴張，屬於香港同胞進一步受到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殘酷壓迫，在毛澤東年代可以是極不「政治正確」的。只不過，時至今天，中國自己都在追求自稱的「和平發展」，由彌敦推動的香港工商業發展才有在歷史敍述中有可被稱許的空間。整體來說，《香港二十八總督》對於殖民主義之下，香港的城市經濟發展都是較少批評的，也在書寫上屬於主要的對象，佔頗多的篇幅，就連作者張連興對自己這一本史書的整體評價也是在於：

 

「可以(讓人)看到香港從一個荒島漁村發展成東方現代化國際商業大都市的歷史進程，其中凝聚著一代代香港人的心血與汗水。」(頁，438)

 

        這一本書根本沒有擺脫殖民史學對香港歷史的書寫軸心，即使其書寫目的是以親共民族主義來爭奪香港歷史的話語權，但結果卻是胡里胡塗，總是在殖民主義的話語當中打轉，先接受了殖民主義的歷史訓導，然後才是在自己的香港歷史演敍當中，再做(錯亂的)民族主義的歷史訓導。

 

• 民族主義的過度發放

 

這並不是說，《香港二十八總督》完全沒有在殖民主義的歷史話語之外，直接以民族主義話語來講香港歷史，相反，它的一大書寫傾向是跟其他國內的民族史學是一致的，舉凡大大小小的香港地方事故，只要帶有華洋敵對成份，都一律被上升到民族層面。這些事故亦被編成全屬民族整體一起抗敵的延伸，我甚至覺得去到了胡亂發放民族主義的地步，極難教人認同。我先以蔡榮芳針對其他民族史學著作，曾經做過討論的一個有趣例子來說明這點。

 

香港早年曾發生一起「三元里事件」。簡單來說，三元里事件是指1841年之時，在三元里這個地方，有一批華人圍打英國兵士的一起事件。如果你讀國內學者所寫的香港史書，他們會把這起事件理解為「抗英事件」，甚至把它形容為「寫下近代史上反帝鬥爭光輝的篇章」[xxxi]，但按蔡榮芳轉引佐佐木正哉編纂的歷史資料[xxxii]，當時有一名相關官員所寫的書信卻是這樣描述事件的：

「初十日，四方炮台賊，偶出泥城、三元里。村眾因(英夷)淫掠，憤極鳴鑼。一時揭竿而起，聯絡百餘鄉，男婦數萬人，圍之數重。夷眾僅止千餘人，冒死突圍，死者八、九十人，殺死兵頭二人，受傷無數。百姓亦有受傷者。然人眾可恃，愈擊愈多。……彼百姓安合知大義，不過因輪姦一老婦人，忿激而起，雖人眾真烏合耳。」(頁，18)

 

這條原始歷史資料可說真夠精彩到不得了。第一， 正如蔡榮芳指出，這名官員在縷述民眾起事的動機應是比較切實之外，當中提及的死傷人數都是存在誇大成分。第二，我懷疑就連「輪姦一老婦人」這一句指出起因的講法，都是帶有這名官員自己要以書寫來醜化英國殖民者的成分，在文本上訴諸變態的性侵犯來增大父權民族主義者對殖民主義的憤恨，因而需要強調受害者是「老婦人」。第三，雖說如此，但按這條原始歷史資料顯示，這起三元里事件本身是跟民族主義完全無關，也算不上甚麼民族抗爭，參與者在當時的權力精英眼中，也不是「義民」而是「烏合」，只是國內學者自己總想要在民族層面書寫香港歷史，結果稍有可以拿來一用的事件，就立刻不以史料來決定書寫而是以書寫來決定史料，穿鑿附會一大堆民族主義宣言出來。由這些民族史學所寫的香港歷史也見在發放民族主義上，帶有更加危險的歷史訓導而不只是這樣尚可一笑置之的歷史誤導。

 

「黑社會也有愛國的」這一句曾在中國官員口中說出來的話，雖然沒有在國內的民族史學出現，但對香港歷史曾經出現的海盜卻有相同的講法。例如：《香港二十八總督》就是這樣闡述早年香港的海盜徐亞保：

 

「在外國資本主義武裝侵略中國的嚴峻局勢下，也有一部分富於正義感和愛國精神的“海盜”，把鬥爭矛頭指向外國侵略者，成為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一支民間力量。應該說，徐亞保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外國侵略中國，掠奪百姓，政府腐敗無能，懼怕洋人，又不許百姓抵抗，怎麼辦，出路只有一條，鋌而走險，在海域周旋。」(頁，39)

 

然而，這樣的歷史書寫究竟是在弘揚民族主義，還是在敗壞民族主義？增強民族主義的號召力，還是削弱民族主義的以公信力？這是有很大疑問的。理由在於這樣的歷史書寫根本令到民族主義接近了犯罪行為。只要因民族主義之名，本是危害別人生命財產安全的犯罪行為都可在道德高地上化為義舉，變成應要欣賞的行為。我不禁懷疑，這已不是民族主義被犯罪行為濫用才出現變質，而是民族主義本身就是可以容許並採用犯罪行為來攻擊民族敵人。就香港曾在1857年發生的一起「毒麵包事件」，這些國內的民族史學所作的民族主義發放，更是可以令人極為咋舌而又寒心。

 

這起毒麵包事件始於由裕盛辦館提供的麵包含有砒霜，結果四百多英人住戶中毒，包括時任港督寶靈的家人。其東主張亞霖則在事發的同一天，舉家去了澳門，因而大有畏罪潛逃的嫌疑。可是，張亞霖終於被捕之後，卻在調查之中發現，他與家人一起去澳門是早已安排的外遊，純屬巧合；事發當日他的家人也有吃辦館的麵包而中毒，明顯不是張亞霖下毒，法庭最終亦都宣判張亞霖無罪釋效。嚴格來說，這起毒麵包事件性質不明，在歷史書寫上也應就此收筆，不應再作推斷。可是，早在1958年，丁又已在《香港初期史話》一書中竟然繼續作出過度演敍，把此起毒麵包事跟民族主義串連一起：

 

「可以肯定，是有愛國分子在麵包中暗下毒藥企圖殺死全港西人，不過手段是很幼稚的，但在惡劣的環境下也沒有其他可行的辦法。」(頁，104)

 

我首次讀到這一段歷史書寫之時，實在不禁在本應肅靜的圖書館內格格大笑但又搖頭嘆息。從頭到尾，就連英國人都是無法肯定這是不是華人下毒，但丁又竟然自己走去承認責任，認定這是愛國份子所為，以民族主義來支持毒殺西人的攻擊行動，雖有一句「手段是很幼稚的」作點回筆，已見令人驚訝到無話可說，原來民族主義在行動上可以去到鼓吹任可形式的殺人，並在論述上可以照樣得到學術的歷史知識支持。我不得不問，下毒殺人光彩嗎？值得驕傲嗎？認了可以威風嗎？為甚麼在民族主義之下，連下毒殺人都是可取的做法，同樣得到肯定。就此，丁又好像完全不知自己已在失語，或者民族主義確是能夠令學者都是盲目，他竟是繼續假歷史之名，在書寫上繼續發放教人譁然的瘋狂民族主義：

 

「反英鬥爭不斷地，普遍地展開著。在香港和廣州一帶，英人的住宅經常忽然被人放火燒掉；井水、麵包、食物裡面也常常被人施放毒藥，英印人在郊外偏僻的地方，也常常被人襲擊、綁架或擄殺。……從頭到尾香港的同胞，因為離開祖國懷抱，受到外族的壓迫，不得不自動起來，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對侵占者作鬥爭。」(頁105)

 

全以一句「離開祖國懷抱」就是做甚麼都可那般，這樣的民族史學已不單把大量犯罪行為化為「反英鬥爭」，這樣的民族史學且是已將民族主義推向發動恐怖主義襲擊，但求守護民族主義去到完全走火入魔。其後的國內史家雖說確有作過反省和修正，但仍沒有擺脫丁又的影子。

 

例如：元邦健(1987)認為：「裕盛辦館毒麵包案真相如何，究竟誰是放毒者，至令仍無充分歷史材料可詢，但這個案件的發生，對於在香港久經英國殖民統治壓迫的華人，確實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頁，121-122) 。雖然元邦健改用保留口吻，但仍預設這是一起下毒事件，帶有華人反抗殖民主義的色彩，並肯定此事有助華人宣洩民族主義。需要留意的是，現有歷史傳聞，當時運送麵粉給裕盛辦館的船隻，曾同時運送砒霜，因而「毒麵包事件」有可能不是一起下毒事件，而是麵粉在運送過程受到砒霜污染。有見及此，劉蜀永(1998)在評論此事之時，在書寫上明顯更加再謹慎並認為：「毒麵包究竟是有人下毒還是意外事故，至今還是一樁疑案」(頁，25)。可是，劉蜀永還是預設這是下毒事件，是華人的所為，並試圖反怪受害者(blameing the victim)，以這樣的一句：「即使確實是中國人放了毒，也是英國的侵略行徑引起的後果」(頁，25)，把事件的責任擲向英方。

 

直到張連興在《香港二十八總督》書寫此起「毒麵包事件」，原來都是沒有在立場和判斷上出現改變。為了令人覺得此起「毒麵包事件」乃是民族鬥爭在香港的延伸，張連興先是刻意從英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講起，作為事件的背景，繼而插敍他所認為的其他反英抗爭，指出當時香港內部的愛國主義行動，最後才對此起事件作出敍述，令此起事件看起來是跟第二次鴉片戰相關，同樣都有愛國主義色彩。直至結論部分，張連興則照抄劉蜀永的講法之外，還要重回丁又年代，鼓吹義和團式的排外主義和集體仇殺：

 

「即使確定是中國人放了毒，也是由英國的侵略行徑引起的，當時正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剛剛開始，廣東和香港人民對英國侵略者仇恨萬分的時候。難道只許你侵佔我領土，掠奪我財物，殺害我同胞，就不許我反抗復仇。」(頁，56)

 

民族主義在其黑暗一面最令人卻步的弊端，差不多全都在這些民族史學所寫的香港歷史暴露出來。這樣的歷史書寫除了盲目的狂熱者之外，也該難以做到自身要為國家鞏固主權的書寫目的，反而可能導致國家形象看來更加可怕，國內的思想方式聽來更加寒心，香港的本土大眾心存更多抗拒，其結果偏偏就是「人心」更不「回歸」。

 

結語

 

前九七香港，英國殖民者長期審查中小學教科書，禁制學校教材宣傳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國內的民族史學所寫的香港歷史沒有在大眾中流通，也在冷戰之下往往被打成屬於中共的洗腦宣傳。後九七香港，這些禁制都已被解除。我不肯定這些國內的民族史學將來會否終有一天流通起來，廣泛滲入香港的自我扣連。但歷史既然讓我活在這一天之前，我就有這個時空釐清一下香港歷史已被國內的民族史學寫成甚麼樣子，把我省思所得的想法發表出來，照用這些民族

 

 

 

[i]張少強。2013。「梳理本土力量的『內外』關係」。《思想香港》，第二期，頁25-26。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

 

[ii]Foucault, Michal. 1991. The Foucault Reader (Paul Rabinow, ed.). London: Penguin Books.

 

[iii]Thompson, Paul. 1988.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v]Ngo Tak-Wing. ed. 1999.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New York: Routledge.

 

[v]Eitel E. J. 1895.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Hong Kong: Kelly & Walsh.

 

[vi]Tarrant, William. 1861. Hongkong. Part 1, 1839 to 1844; Hurlimann,  Martin, 1862. Hong Kong.

 

[vii]Cheung Siu Keung. 2012. “Hong Kong: Geopolitics and Intellectual Practic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No.3: 1-19。

 

[viii]Sayer, G. R. 1975. Hong Kong 1841-1862：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ix]Endacott,  G. B. 1958.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x]Welsh, Frank. 1993.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xi]丁又。1958。《香港初期史話： 1841-1907》。北京：  新華書店。

 

[xii]余繩武。1995。《割佔香港島 》。香港 : 三聯書店。

 

[xiii]劉蜀永。1995。《割佔九龍 》。香港：三聯書店 。

 

[xiv]劉存寬。1995。《租借新界 》。香港： 三聯書店。

 

[xv]劉蜀永。1987。《香港歷史雜談》。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xvi]元邦建。1987。《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

 

[xvii]李宏。1988。《香港大事記》。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xviii]金應熙。1988。《香港史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xix]劉澤生。1988。《香港古今》。廣州： 廣州文化出版社。

 

[xx]余繩武,、劉存寬主編。1994。《十九世紀的香港》。 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

 

[xxi]余繩武,、劉蜀永主編。1995。《20世紀的香港 》。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

 

[xxii]王宏志。2000。《歷史的沉重 ：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 》。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xxiii]張連興。2007。《香港二十八總督》北京：朝華出版社。

 

[xxiv]何瑜。1999。《世紀回首：百年國恥錄 》。北京：中國書店。

 

[xxv]劉再明(主編)。1997。《香港回歸紀念畫冊》。香港：香港文匯出版社有限公司，頁93。

 

[xxvi]孫中山學術研究資料網。2014。「國旗的由來」。http://sun.yatsen.gov.tw/content.php?cid=S01_02_03。查詢日期；9月4日

 

[xxvii]Bhabha, Homi K. 1990.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xxviii]張少強。2010。「香港：地緣政治與香港研究」。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 (合編) 。《香港 · 生活 · 文化》。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頁302-330。

 

[xxix]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xxx]梁啓超。1980。「中國之舊史」，《梁啟超史學論著三種》。香港 : 三聯書店，頁4。

 

[xxxi] 李宏。1988。《香港大事記》。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頁14。

 

[xxxii] 佐佐木正哉。1964。《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東京：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